检察环节如何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刘方
时间:2024-07-03 10:00:34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669
一、正确理解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的功能
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应当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以及具有哪些功能和作用，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在西方国家，刑事司法体系与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法院统领着整个刑事司法，非法证据的最终确认和排除权一般都集中到法院。
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为典型的美国为例，自联邦最高法院1914年通过的威克思诉美国联邦案(Weeks V.United States)首创证据排除法则后，曾先后通过1961年的马普案(Mapp V.United States)、1966年的米兰达案(Miranda V.Arizona)等著名判例，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刑事诉讼中得到了确立和发展。而这些判例悉数都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制定。可以看出，国外那种由法院来负责对非法证据作出裁量的规则，是建立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体系基础之上的。
在我国，检察机关的设置和权力配置不同于西方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相比较，我国的检察系统虽然与警察系统和审判系统完全分离，但在权力隶属关系上不像美国等国家那样属于行政机关;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相比较，尽管诉讼理念相对比较接近，但机构的设置并不像大陆法系国家那样采用“审检合署”，也不实行“检警一体化”。在我国的权力结构中，检察权与审判权和属于行政权的警察权彼此独立，审判权、检察权和行政权平行设置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在机构设置上完全分离，在工作关系上相互配合与协调。在宪法的规定中，检察机关既属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又是与审判机关并列的司法机关。所以，在我国就不应当把非法证据排除的裁量权仅仅视为是由法官来行使。在刑事诉讼的很多阶段中，检察官比法官享有更多、更充分的非法证据排除机会。如果把西方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莫例外地运用于我国检察实践，就明显地脱离了中国的司法实际。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从法律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有权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的主体包括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同时，侦查机关也不得将非法证据作为起诉意见的依据。审判机关主要是在判决过程中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核，并继而作为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依据;检察机关主要是在审查起诉阶段担当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效性的角度进行审查。
就整个检察环节来说，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包括批捕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这两个阶段是前后承续、紧密连接的整体。审查批准逮捕、决定逮捕时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是检察环节的一个前置审查程序;审查起诉阶段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是后置审查程序。从证据审查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来说，审查起诉阶段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关注点要多于审查批准或决定逮捕阶段，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都集中在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后的侦查阶段。
二、注重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启动权的保护
一是加强对非法证据排除请求
权的保护。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仅仅依靠办案人员对规则的自觉遵守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在检察环节对证据的认定把好审查关，不仅是完成刑事追诉工作任务、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需要，同时也是保证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贯彻的关键步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启动，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对证据的可采性与合法性提出质疑的来源，决定着某一非法证据最终能否纳入正当程序加以排除。
检察实践中，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严谨的、动态的过程，仅凭检察官的个人见解和主观能动性，常常难以发现证据的瑕疵并进而对证据的非法性作出正确认定，在多数情况下都需要来自刑事被追诉方及其辩护人的要求和提醒。尽管检察工作人员通过受理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的申请，可以依法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但是，被追诉人由于其所处的不利地位以及对侦查机关所持的对抗态度，常常导致侦查人员对他们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要求抱有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从客观上讲，实践中也确实存在许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的所谓非法证据排除要求缺乏事实根据，对他们的要求进行必要性的审查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一般来说，辩护律师会比较客观地反映情况，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要求相对比较合理。但律师往往不是证据产生中的直接见证人，证据来源的间接性以及因辩护可能产生的功利主义思想，也可能促使他们作出错误的判断。
怎样在正当合理的请求与无理虚假的要求之间辨识、提出有利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线索，首先是必须加强对非法证据排除请求权的保护，在坚持程序正义原则的基础上，努力疏通诉讼言路，倡导执法公正，杜绝司法专横。
二是充分调动被害人或者第三方的积极性。有权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要求的不仅仅只有被追诉方，与案件处理结果直接相关的被害人或者第三方也同样享有一定程度的请求权。美国最高法院在明尼苏达诉卡特案的判决中就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得到别人允许在其家中短时间逗留的人对该人家受到非法搜查，有权利提出反对。也就是说，这些短暂逗留的人也有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权利。司法实践中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要求的启动主体本来是很多的，问题是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如何有效地启发和利用他们的积极性来发现非法证据线索，并保证他们的合理要求得到实现。
首先，应当从思想上提高对非法证据排除启动主体地位的认识，充分相信他们的合理要求有助于司法机关及时发现和处理非法证据，从而维护程序正义，保证司法公正;其次，应当为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提供畅通的渠道，让有合理排除要求的人有机会说、敢于说、愿意说，使合理的要求能够通过正当程序得到如实反映;再次，是要加强对非法证据排除启动者的法律保护，保证他们不会受到来自侦查人员、检察人员职务行为的阻挠和干预，从客观上消除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要求人所具有的畏惧心理和后顾之忧;最后，要从程序上尽量满足启动者的要求，使他们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权利得以最大限度地实现。
三、科学区分非法证据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的界限
检察业务工作中需要把握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非法证据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的界限问题，这不仅是诉讼理论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诉讼实践中长期纠缠不清的复杂难题。只有加深对这一问题的正确理解，才能促使司法机关从准确打击犯罪和加强人权保障的两难境地中坦然地走出来，从容地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从法律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采用的是强制排除原则，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类证据都不得被司法机关所采用;对于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实物证据，则采取了裁量排除原则，即只有当这些违法取得的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到司法公正并不能进行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时，才予以排除。也有的学者将上述两种排除方法分别称为绝对排除的原则和附条件排除的原则。法律作出这样明确的规定，并且将言词证据的排除原则与实物证据的排除原则分别加以规定，也主要是在努力解决我国刑事侦查中长期存在的刑讯逼供问题的同时，兼顾打击和惩罚刑事犯罪的需要。而立法的这一真正意图在于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因为如果不对非法言词证据进行强制性排除，侦查讯问过程中屈打成招的事例就会屡禁不绝。
对非法实物证据采取裁量排除主义原则，与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现状是相吻合的。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检察机关，在刑事侦查技术手段和高科技设备方面，都还很难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很多方面还远远不能满足打击智能化、技术化和信息化犯罪的需要。即使在竭力倡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美国，司法程序中所排除的实物证据，也主要是指违反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规定而取得的证据，这些证据的取得也主要是发生在违法逮捕、搜查和扣押的过程中。
笔者认为，完整地、准确地贯彻刑事诉讼法的这一立法精神，检察实践中应当坚持的原则是:对于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如果不是属于证明效力上的唯一性或不可再生性，一般情况下都应当予以排除;如果排除该证据将严重影响到对犯罪行为的应有惩罚，也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补正;在无法予以补正的情况下，也应当就证据的取得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解释和说明。
此外，对于利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线索，并依照该线索获取的证据，亦即通常所说的“毒树之果”，是否予以排除?在我国过去的司法实践中很少有人关注。尽管“毒树之果”证据本身的收集程序是合法的，但这类证据在美国仍然属于排除对象，实行所谓“砍树弃果”;而在英国则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即实行所谓“砍树食果”。笔者认为，对“毒树之果”证据的排除应当有别于直接利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当然，对于造成恶劣影响或者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当属例外。
总之，对实物非法证据采取不同的方法处理是科学的，也是符合我国刑事诉讼规律和司法现状的。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
迎接律师业的第三次浪潮
为大收购、大重组、大市场提供法律服务
世纪之交，全球经济在动荡中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在新技术和自动化迅速取代工人的位置之后，信息化又给中介服务业带来巨大冲击。当人们为下个世纪知识经济社会到来而进行各种结构性变革时，律师业的变革也消悄来临。当前，世界的金融危机已经给律师业务调整带来信号，以大收购、大重组、大市场为背景的律师服务，将迎来律师业的第三次浪潮。
一、律师面临挑战，是危机也是机会
（1）律师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以杠杆原理制作的铁锹引出农业经济社会，70％的人从事生产粮食和衣物，人们为吃穿基本生活而发生纠纷，请律师打官司，办三费案、继承案、民事案是律师业的主流。蒸汽机和电力带来工业经济社会，50％的人转向生产工业产品，住房有了改善，制造业大发展，于是，商事纠纷增多，律师打经济官司成为服务主体。由电脑和信息革命带来的知识经济社会，企业经营不再单纯为生产产品、销售产品而奔忙，资本经营、信息经营带来了兼并收购浪潮，1997年，全世界证券、期货、债券、货币等金融品种交易额是世界其他贸易的5倍。也可以说，70％的律师仅为世界20％不到的商事活动提供法律服务。随着知识经济
社会的到来，律师又要转行，寻找新的增长点。
（2）律师业务本身遇到第三次浪潮，有一个定位问题。以上海律师为例，第一批律师如李国机、郑传本等等以打名气为特色，出名后有人请，这种不分专业的知名律师模式为以后的一批中青年律师所效仿。第二次浪潮是专业化模式，如毛柏根的涉外业务、朱树英的房地产业务，吕红兵的证券业务等等，抓住机会，名字与专业划等号，定位定的好，这几年大发展。一批中年名律师赶不上他们的发展而重新定位，可惜进退两难，错过机会。而第三次浪潮已经悄悄而来，企业收购、兼并和公司重组在美国早已开始，为它服务的律师被称为华尔街律师。
（3）世界经济危机和金融风暴引发结构大调整，企业资产、债权债务巨大，债务时代到来。在一轮泡沫经济之后，经济快速增长，调整开始。潮起潮落，债务时代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4）中国经济已经以上市公司和证券业为主体，形成发展新阶段。随着我国大量优秀企业和上规模企业纷纷上市，随着借壳上市公司重组与兼并成为近几年经济特点，以上市公司为主体的经济已经代表中国以后若干年经济结构的主体。而上市公司
的运作，始终发生不断的重组、收购现象、并以大市场为背景。这种特点也必然带来律师业结构的调整，换言之，律师业本身也存在业务、结构、人才的重组。
二、新时代要用新脑子
农业经济时代主要靠力气、靠四肢；工业经济时代主要靠技术、靠资产；知识经济时代就是靠脑子发展经济，靠脑子、新知识赚钱。
（1）脑子要创新，自动化使大量工人下岗，而信息化又会使大量中介服务人员下岗，有了联网，家里可以办公，路上车里也能办公，集中大量人员在写字楼经济上不合算。一台电脑、小激光打印机、小传真机装进一个小拷箱就可以到处办公。手机一开，不要跑来跑去，不要集中在办公室，各种费用可降低。以后，买律师楼改善办公条件可能要变，脑子要变，不能跑在人家后面发展。
（2）业务要创新。既然新的时代到来，必须开发新的业务与市场。80年代以担任企业法律顾问和办理经济案件为抢手业务，后被90年代金融、房地产、证券、涉外项目业务大发展而取代。律师在定位上走过的二次变革也将发生再次变化，律师与打官司划等号将成为过去，以大市场、大收购、大重组为背景的服务将到来。
（3）律师结构要调整。人家在重组，国家在调整，律师不重组、不调整行吗？怎样调整呢？ 一是事务所形式要调整，集团化可能是一个方向（可松散型，可紧密型）。 二是律师做法要调整，要打团体战，不要再走个体合作之路。过去能言善辩是好律师，后来专业律师靠作文件、做专业高人一筹，但还有“个体户”气息，名律师也是打个体牌。今后，打团体战靠协调，靠做各种人、各种利益的工作，能协调的律师才是最好的律师。律师大都是社会精英，利益突出，协调很难，但一个人不能完成一项大收购、大项目的法律服务，必须靠各种专业人才，必须靠各种协调。所以
说，精干协调、善于协调的律师，搞大项目者就会请你出面协调。
三、新做法和探索
（1）在企业资产重组、兼并收购浪潮中，经济界与金融界远远走在律师前面。现在传媒天天讲重组，领导时时开会安排重组，连一般股民都能讲上几句重组话题。资产重组中最难的是债权债务重组，金融界、经济界专业人士不会做，只能将资产搬进搬出。目前上海搞的几个上市公司的重组模式，都没有很好解决债权债务重组，新资产、好企业装进上市公司后将被老债务拖死，两年后又出现目前状况。现在大家不是有钱，而是债权债务。必须解决债权债务的重组，这就是律师的强项。上海有一个资产重组领导小组，经常开会，法院一直参加，就是没有律师，说明我们的领导对律师参与债权债务重组理解为就是打官司，这又落后于先进国家。债权债务重组有许多方式，比打官司好。过去三角债就是分别打官司，现在可以用还人家债的钱去收购人
家或其上级控股公司，或收购人家的债权，也可以债权换股权，再集中股权后控股，债权证券化、分散化，便于转让，可以变卖，债权证券化可以上市，可以分割转让等等。搞活办法很多，一块巨大的债务可以分块解决：银行挂帐停息一块，收购方顶一块，政策性让一块，做出利润还一块，配股增发新股解决一块，剥离老资产冲去一块，诉讼打掉一块，有时在证券市场还可以赚一块等等。
（2）我们的做法是一种探索，3个所为一个集团，5个人为一组，一个项目领导就是项目经理，名称为首席代表律师，其余人有负责投资银行工作的，有负责协调的，有负责打官司的，有负责做文件的。收费也是多元化的，有项目法律顾问、“律师团”参与收购兼并、筹资监管、上市配股）打官司等不同收费标准，也可以向几个单位收费。所以，要搞大项目、大市场，就必须大合作。近年来，我们做过数十个收购、兼并、重组项目，并在不断探索改进。以前是跟在证券商或收购方后面等业务，现在已有一批专业人士主动找业务，以投资银行专业的方式各地跑，为委托我们收购、转让的企业配对，或直接为上市公司重组服务。第二批是专事协调的人员，接来项
目后就找券商、银行、收购转让方合作。第三批为做文件的律师。为便于协调，有时用几个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分别担任不同参与方单位的律师。律师为资产重组提供法律服务，有时时间跨度很长，我们一般先派出律师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全面清理登记、列表，然后设计总体方案，用不同方式分别解决，资产重组，有时需要采取冰冻疗法。第二阶段是搞资产重组方案，或与有关公司谈判通过参股进行重组，或进行内部资产剥离与协调进行重组，或全部转让、卖卖等等。在变更股权时，以增发新股、配股和融资为目标，注入新资启动活动。在这一阶段，需要寻找大量单位合作，参加无数次的谈判。第三阶段是做文章及申报材料，有时，一个项目需要草拟或修改
上百份不同的文件，我们逐渐形成了格式化的操作法。在迎接律师业第三次浪潮到来时，在大收购、大重组、大市场法律服务中，我们仅仅是探索，并在进行巨大的投入，有些可能还是没有回报的人力、财力、精力上的投入。
作者：曾平（浦增平）
现行刑法明确将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行为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规定了比普通交通肇事罪更重的法定刑。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3条对交通肇事后逃逸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司法实践中，对逃跑的认识观点不一，有观点认为，逃跑是指逃离事故现场，换言之，行为人逃离了事故现场，即构成逃逸，未逃离事故现场，则不构成逃逸。这显然是只从字面形式上把握逃跑的涵义，而背离了立法初衷。其对于现实生活中时常发生的诸如行为人交通肇事后不离开现场，却在有实施救助条件的情况下而不实施救助行为，甚至在现场掩盖罪行的严重情节，不能给予严厉打击。这不仅背离了立法规范的目的，也不利于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进行严惩的价值导向的实现。笔者认为，将肇事后即使未离开现场，但指使他人顶替或作伪证的行为应解释为逃逸行为的范畴内，理由如下:
首先，从交通肇事逃逸立法保护法益和规范目的来看，立法将交通肇事后逃逸作为交通肇事的法定刑升格情节之一，这种特殊立法规范保护的法益是救助被害人并确认利益关系，其目的主要是考虑到交通肇事发生后，事故参与者具有救助被害人、维护现场并在现场接受警方询问时如实陈述的义务，以便顺利厘清事故因果关系并确认法律责任归属。作为事故肇事者更具有上述义务，而实践中肇事者虽未离开现场，但却不积极实施救助并指使他人顶替、作伪证的行为，侵害了上述法益，应予刑事规制。
其次，从“逃跑”一词的文字涵义来看，“逃跑”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一般解释是“为躲避不利于自己的环境或事物而离开”。在交通肇事逃逸中肇事行为人为逃避法律责任追究指使他人顶替或作伪证的行为完全可以解释为躲避不利于自己的环境而离开特定肇事场所，虽然其可能仍在肇事现场附近的人群中，但认定其是否离开的关键“行为人是否隐瞒其为肇事着的身份，同时是否履行其应具有的救助义务”，二者缺一不可。肇事者没有逃离事故的现场，却躲在围观群众中，指使他人顶替或作伪证，该行为无疑隐瞒了其为肇事者的身份，也违反了应予积极救助被害人的救助义务，因此也应认定为“逃跑”。
再次，《解释》第2条第2款第(六)项则明确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解释》第3条并未像第2条第2款第(六)项那样规定:逃逸指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情形，而仅要求“逃跑”，而此“逃跑”并未要求必须逃离事故现场。
综上，笔者认为，认定交通肇事逃逸的关键是“行为人是否隐瞒其为肇事者的身份，同时是否履行其应具有的救助义务”，而并非要求一定要逃离事故现场，因此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指使他人作伪证、顶替的行为应解释为逃逸行为的范畴内。
(作者单位: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检察院、宿迁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