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妨碍是指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通过作为或不作为阻碍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对其事实主张的证明。 为了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对抗，衡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证明责任分配，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需要采取的相应对策，适用证明妨碍排除的制度和司法技术。本文就法官在证明妨碍时遇到的困境，通过对证明妨碍排除的相关理论、立法和经典案例的阐述和分析，提出了司法应对的相应建议以资探讨。

　　一、法官在证明妨碍司法适用中的困境

　　（一）案例分析

　　案例一：甲公司将准备新修的水力发电站隧洞、厂房、压力管线等工程发包给无资质的个人乙，乙将该工程转包给丙，双方就隧洞开挖、厂房、压力管线中的各项单价进行了约定，丙按约进行了施工，竣工后，甲公司进行了验收。乙支付了丙部分工程款后出具了10万元的欠条。尔后，乙外出下落不明。丙起诉乙支付工程欠款，并要求甲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审理中，乙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甲公司以工程未验收及双方未进行实际结算为由进行抗辩，致使甲公司是否欠乙工程款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实际施工人丙认为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已经进行了工程款结算，发包人尚欠其工程款10万元。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实际施工人应对发包人甲和承包人乙之间的建设工程合同结算与否、甲是否欠付其工程价款承担举证责任。但由于工程款结算单据为发包方掌握，故丙无法证明以上事实。如果依照传统的证明分配原则，将造成实体上的不正义。

　　（二）法官对证明责任分配的困境　

　　民事诉讼证明妨碍是法官在审理案件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法官经常面临这样的困境：一方当事人需要证明一个待证事实，而能够证明这个事实的关键证据掌握在对方手中，但对方当事人拒不提供，导致自己证明不能并面临败诉的风险。而法官也知道该证据对证明责任人有利，但囿于自己的中立地位又不能依职权主动要求对方当事人提供，如果依据一般证明责任的原则作出判决，最后的判决显然对证明责任人不利而有失公平，而现有的民事诉讼证明妨碍法律规定又不具有明确的可操作性，因此而陷入两难的境地。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可能会采取四种做法，一是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以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不能而判其败诉。这样于程序上固然没有错误，但实体上的不公正显而易见。这样由证明责任人因为举证不能而承担败诉的苦果，背后骂法官无能，法律不公，而对方当事人此刻可能正暗自窃喜；二是依职权调取证据或主动要求对方当事人提供证据，然后根据调取的证据据以做出判决。这样于实体上固然较为公正，但法官依职权主动查证在程序上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撑，法官背负很大的压力；三是依职权调取证据或主动要求对方当事人提供证据不能，即在对方当事人明确拒绝或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情况下，认定该证据所证明的待证事实存并进而做出判决。这样做也缺乏明确的可操作的法律规定作为依据，在我国目前自由心证尚不完善的情境下，法官很难在判决书中做出合理的解释和说理。四是适用证明责任倒置。即将证明责任转移到持有证据一方，如果证据持有人不提供证据证明，则认定主张待证事实存在一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存在。适用该规定遇到的最大困境是，我国对举证责任倒置采取法定原则，举证责任倒置只能在法律明确规定的几种情形下可以适用，如医疗责任纠纷，环境污染损害，动物致人损害等情形。其他情形如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只能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

　　二、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证明妨碍的概念　　

　　证明妨碍，从广义上讲，即他人阻碍证明人对待证事实加以证明的行为。如果将妨碍人和证明人加以限定，对妨碍人妨碍证明的主观心态和方式加以限定，就产生了证明妨碍的狭义概念：如果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通过诸如隐瞒重要证人的居所或让其逃亡国外、更改文书的内容、过失地疏于保管收条等重要文书等种种故意或过失行为来毁损证据方法，进而对于（对方当事人）利用证据方法形成妨碍（证明妨碍），那么就会使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陷于难以证明（证据缺乏）的境地，进而使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法院通过适用证明责任原则作出判决而使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败诉，那么不免会产生不当且不公平之感。于是，就应当考虑以证明妨碍为杠杆来开发“避免通过证明责任作出裁判”的法律技术。 这一技术可以称职为排除证明妨碍的技术。我国学者在对证明妨碍进行概念界定上大多采用台湾骆永家教授的观点，即认为证明妨碍是指“不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因故意或过失，以作为或不作为方式，使负有举证责任之当事人之证据提出陷于不可能时，在事实认定上，就举证人之事实主张，作对该人有利之调整。”妨碍证明的是方式多种多样，例如隐瞒重要证人的居所或让其逃亡国外、更改文书的内容、过失地疏于保管证据造成灭失、伪造毁灭证据、串通证人提供虚假伪造证据、故意不提供证据等等。这些行为有的构成妨碍司法，触犯刑法，可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不在本文的探讨之列。以本文提供的两个案例为例，持有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故意不提供文书证据，就是其中常见的一种妨碍证明的方式，也是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面临的问题，本文只对文书提出妨碍进行分析和讨论。

　　（二）证明妨碍排除的正义性和司法价值

　　通过审判方式的改革，我国目前已基本实行当事人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诉讼的进程由当事人发起，法官只扮演的诉讼规则的主持者和中立的裁判者的角色，不再过多的运用职权干预调查取证和诉讼进程，在诉讼中贯彻处分原则并由当事人行使更大的自由处分权利。当事人在诉讼中扮演积极对抗的角色，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当事人竭尽权力收集提供证据、采取各种诉讼策略以支持己方的主张。自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以来，对当事人举证行为、证明责任进行了规范，这是一种贯彻程序正义的表现方式，也有利于实现实体上的公正。而证明妨碍，是一种人为的对当事人平等对抗的干扰，是当事人一方利用自己的强势造成的证明责任分配上的不平衡。这本身就打破了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的局面，是一种程序上的不正义。按照形式正义的要求，“公正就是适用国家的法律规则。如果一个法官把同一法律规则适用于同样的情况，就是公正的”， 那么在不同的情况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也是符合形式正义的要求。在通常情况下，当事人要证明自己的主张应承当提供证据的责任，也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在发生证明妨碍时，适用证明妨碍排除的规则，是公正的，也是符合形式正义要求的。从正义的客观论上来说，“正义是客观的，可以被感知的，也可以被发现。实体正义是检验法律公正性和有效性的标准，是促进法律改革的动力，也是灵活运用法律规则的推理根据。当死板地适用某项法规或判例造成不公正的结果时，正义就要求由某种崇高的道德裁判或政策来加以纠正。” 因此，在发生证明妨碍时，运用证明妨碍排除的规则来对事实进行认定，是一种包含了价值判断的实现实体公正的司法技术。

　　（三）证明妨碍的理论渊源

　　证明妨碍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以下四种学说：（1）罗森贝克的经验法则说。该说认为,依据经验法则,如果举证责任者主张的事实不真实,相对方不会作毁灭证据的行为,反而愿意将这个证据提出使用。因此,证明妨碍行为乃出于相对方担心举证的结果于己不利,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应给予相对方以诉讼上的不利益。（2）违反诉讼促进义务或诉讼协力义务说，该说以帕特尔斯为代表。该说认为,在诉讼中当事人即使明知对自己不利仍然必须遵守真实义务,即禁止虚假陈述或不完全陈述,所以当事人在诉讼证据资料的收集时负协力义务。不提交在诉讼中自己保管的文书或检验目的物,或者不告知自己明知的事故目击者的住所、姓名反而将其隐瞒的行为,是对诚实信用原则要求的诉讼促进义务或诉讼协力义务的违反。（3）布隆梅尔的实体法义务违反说。该说认为,保存证据有时是合同上的附随义务,不作为、不保管或不提交证据的行为是对实体法上义务的违反,其效果是将举证责任转换给证明妨者。　　

　　（4）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说。诚实信用原则是民事的基本原则，也应当是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中应全面真实的提供其所掌握的证据，不得有隐瞒、欺诈、篡改、销毁等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以促使法官全面真实的掌握全部案件事实。即使该证据于一方当事人不利，为了有利于法官查明案件事实，实现双方实体利益上的公正，该方当事人也负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的义务。

　　（四）证明妨碍排除的域外适用

　　虽然目前我国《民事证据规定》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但并没有规定根据一方当事人的请求，持有证据的当事人就有义务提出所持证据，也没有规定哪些情况下可以免除其提供证据的义务。由于我国并没有完全贯彻法官的自由心证制度，法官对该事实究竟凭何认定疏难掌握，即使予以认定也面临较大的压力。在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有所谓的“文书提出命令制度”，明确了出现证明妨碍时文书持有人的文书提出义务，这可以分两种情况：一是文书持有人以不作为的方式拒不提出文书。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21条规定，“举证人断定证书在对方当事人手中时，应在申请证据的同时，申请命对方当事人提出证书”。第422条规定，“依照民法的规定，举证人可以要求交出或提出证书时，对方当事人有提出证书的义务”。第426条规定，“法院认为应由证书证明的事实是重要的，并且认为申请有理由，而对方当事人承认证书为其持有，或者默认对方申请时，法院可命令该当事人提出证书”。 二是文书持有人以作为的方式毁损文书。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44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意图妨害对方当事人使用证书而毁损证书或致使证书不堪使用时，对方当事人关于证书的性质和内容的主张，视为已得到证明”。第441条第三项规定“（举证人的）对方当事人不服从提出适于核对的笔迹的命令，或者在第426条的情形，法院相信对方当事人并未细心追究该项笔迹的所在时，就可以把该项证书视为真实。”

　　较之德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明妨碍的规定的粗线条，日本《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明妨碍的规定则更加明确具体、易于司法实务操作。日本民事诉讼法第31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文书持有人不得拒绝提出：（1）当事人在诉讼中所引用的文书由自己持有时；（2）对文书持有人，举证人可以请求交付或阅览的；（3）文书是为举证人的利益而制作或举证人与文书持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制作的。”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24条规定，“1.当事人不服从文书提出命令时，法院可以认为对方关于文书的主张为真实；2.当事人以妨碍对方使用为目的，使具有提出义务的文书灭失以及其他不能使用的情形的场合与前款相同；3.在前两款规定的场合，对方在通过其他证据证明该文书中记载的具体主张以及根据该文书应证明的事实有显著困难的，法院可以认为对方有关该事实的主张是真实的。”第229条：“……如果核对文书没有对方当事人的适当的笔迹时，法院可以命令对方当事人提供用于核对的文字笔迹。对于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而不服从本条前款规定的裁定时，法院对于文书制作的真伪，可以认定举证人的主张为真实，如果伪造笔体书写时，亦同。

　　三、证明妨碍法律效果的司法适用

　　（一）证明妨碍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

　　运用证明妨碍制度排除妨碍，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已得到运用，但是在证明妨碍法律效果的适用上并不一致，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采取举证责任倒置。例如2002年发生的陆晓红、阮之维诉广州市东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预售商品房合同案中，双方当事人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是否有约定按累计交付房价款的支付违约金存在争议。合同持有人即被告东凯公司以合同遗失为由拒绝提交，导致关于违约金部分的案件事实因无证可质而陷入真伪不明的状况。一审法院认为东凯公司持有买卖合同，其自称遗失不足取信，视为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证据。根据证据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倒置了此项事实的证明责任，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责任，推定原告的违约金主张成立。 二审法院则通过调取与涉案合同号码前后相邻的合同根据这两份合同中均约定了相同的关于逾期交楼导致合同解除后的违约金条款推定原告主张成立，驳回被告上诉，维持原判。二是推定主张成立。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审结之“浙江华田工业有限公司诉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原审被告南京联润汽车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等商标侵权纠纷上诉案”，在此案一审过程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适用了“证明妨碍”理论,基于浙江华田公司提供给法院的财务资料不完整,台州华田销售公司拒绝提供反映其经荣状况的相关财务资料,台州嘉吉公司两次拒绝提供法院保全的财务资料,并拒不参加庭审,推定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主张并计算的浙江华田公司、台州嘉吉公司应负赔偿数额成立。在二审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鉴于上诉人侵权故意较为明显,且在原审法院和本院审理期间,均未提供完整的财务资料,原审法院据此推定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主张的赔偿数额成立并无不妥。

　　从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出，证明妨碍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已经为许多法院所运用，并且也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案件裁决的认同。但由于立法上的滞后，许多地方法院在适用证明妨碍时还显得较为拘谨，在实践中可能会采取其他迂回或灵活的解决方式。但从推进民事诉讼证明妨碍立法进程的整体大局来看，地方法院还是应当勇于探索，积极实践，在审判实务中通过个案的实践推动立法的前进。

　　（二）证明妨碍法律效果的合理化选择

　　结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证明妨碍法律效果之选择，或者说排除证明妨碍的司法对策，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种。

　　1、对策一：是由法院启动调查取证权。其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之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十七条也明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却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人民法院可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调查收集。同时，《民事诉讼法》第65条第1款还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法院调查启动权的启动，可以由当事人申请，在法院认为该案件对查明案件事实具有关键作用并且无该证据将使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也可以依职权向证据持有人调取证据。当然，在法律没有规定文书持有人的证据提出义务的前提下，即使法院主动调查取证，也未必能获得该证据。所以这一对策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

江西省新余市人民政府


新余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
余府令第11号


《新余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已经2008年8月27日市七届人民政府第24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新余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行为，提高决策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江西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等，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作出、执行、监督等活动，适用本规定。

有关突发事件应对的决策程序，适用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制定规范性文件程序，按照《江西省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新余市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办法》执行。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重大行政决策，包括下列事项：

㈠编制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

㈡编制全市财政预算、重大财政资金安排；

㈢制定或者调整各类总体规划、重要的区域规划和专业规划；

㈣研究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和重大国有资产处置；

㈤制定土地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文化卫生、科技教育、生态环境保护、住房保障、城市建设等方面的重大政策措施；

㈥制定或者调整政府定价的重要商品、服务价格；

㈦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

㈧贯彻省委、省政府及市委重要决议、决定和工作部署的意见；

㈨需要报告省政府或者提请市委、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的重大事项；

㈩政府工作报告；

（十一）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和调整；

（十二）需要政府决策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四条 重大行政决策应当坚持依法、科学、民主的原则，实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



第二章 决策主体与程序



第五条 市长代表市人民政府对重大行政行使决策权。

市人民政府分管领导、秘书长、政府办公室主任协助市长行使决策权。

市政府办公室负责组织重大行政决策活动。

决策咨询机构、政府法制机构等应当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提供专业咨询、法律等有关服务。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建议的提出和决策事项的确定，应当遵循下列规定：

㈠市政府所属工作部门或者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提出的重大行政决策建议，经市政府分管领导审核后报市长确定；

㈡市人民政府分管领导提出的重大行政决策建议，报市长确定；

㈢市长提出的重大行政决策建议，直接进入决策程序；

㈣贯彻落实省人民政府、市委或者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出的有关决议、决定的实施意见，由市长确定后直接进入决策程序；

㈤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建议、提案方式提出的重大行政决策建议，由市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意见，经市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审核后报市长确定；

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某些重大事项需要市人民政府决策的，可以向市人民政府提出决策建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应当在审查后将合理的建议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经市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审核后报市长确定。

依照法定职权确定或者由市长指定负责承办决策的调研、方案起草与论证等前期工作的单位为决策承办单位。

第七条 市人民政府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应当经过下列程序：

㈠调查研究；

㈡专家论证；

㈢征求意见；

㈣部门协调；

㈤合法性审查；

㈥集体讨论；

㈦结果公开。

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国家有关文件对作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八条 决策承办单位对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应当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全面、准确掌握决策所需的信息。

调查研究的内容应当包括决策事项的现状、必要性、可行性、利弊分析以及决策风险评估等。

调查研究工作完成后，决策承办单位应当拟订决策备选方案。对需要进行多方案比较研究的决策事项，应当拟订两个以上可供选择的决策备选方案。

第九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组织3名以上专家对决策备选方案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论证。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根据决策事项的内容和复杂程度，从相关领域选择专家，保证参加论证的专家具有代表性。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对专家论证意见进行归纳整理，形成论证报告。专家对所发表意见的科学性负责。

论证报告应当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

第十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根据决策事项涉及的范围，将决策备选方案征求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县（区）政府（管委会）意见。被征求意见的部门（单位）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回复意见。

第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向社会公布决策备选方案，征求公众意见。公布的事项包括：

㈠决策备选方案及其简要说明；

㈡公众提交意见的途径、方式，包括通信地址、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地址等；

㈢征求意见的起止时间（不得少于15日）。

决策备选方案公布后，决策承办单位应当根据决策事项对公众的影响范围、程度等，通过举行座谈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召开听证会：

㈠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

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

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听证的。

听证会由决策承办单位作为听证机关，听证程序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听证会形成的听证报告应当作为市人民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

第十三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将各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归纳整理，对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应当采纳；未予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根据各方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对决策备选方案进行修改，形成决策方案草案及说明。

第十四条 建立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协调制度。有关部门对决策方案草案有不同意见的，由决策承办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协调，达成一致意见；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提请市人民政府有关副秘书长主持协调；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由市人民政府分管领导主持协调。

决策事项涉及市人民政府多位分管领导且情况复杂、协调难度较大的，由市长或者其委托的分管领导召开专题会议对决策方案草案进行研究、协调。

经协调达成一致意见后，决策承办单位应当根据协调意见对决策方案草案进行修改、完善。

第十五条 建立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对涉及法律法规规章的重大行政决策，在决策作出前交由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或者组织有关专家对决策方案草案是否超越法定权限，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等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作出决策。

第十六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按照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规定，将决策方案草案提请市人民政府全体会议或者常务会议讨论。

提请讨论决策方案草案，应当报送下列材料：

㈠决策方案草案及说明；

㈡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

㈢专家论证报告；

㈣有关单位、社会公众等意见的综合材料及采纳情况；

㈤涉及决策事项的其他材料。

召开了听证会的，还应当报送听证报告。

第十七条 市人民政府讨论决策方案草案，由市长或者其委托的副市长主持进行，会议组成人员应当充分发表意见。

会议主持人应当根据会议讨论情况，作出通过、不予通过、修改、搁置或者再次讨论的决定。

会议主持人的决定与会议组成人员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的，应当说明理由。

政府讨论决策方案草案，应当记录会议讨论情况及决定，对不同意见应当特别载明。

第十八条 对涉及面较广、试验性较强的决策措施，应当在局部范围内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推广实施。

对具有较强前瞻性的重大改革措施，一般应当先试行，经实验检验并进一步修正后，再正式决策实施。

第十九条 市政府办公室应当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形成重大事项决策会议纪要或者会议专项记录。

第二十条 与会人员应当严格遵守会议纪律和有关保密规定，对会议未定和决定不对外公开的事项以及会议讨论情况，不得对外泄露。

第二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需要报市委或者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按有关程序办理。

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依法应当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决定的，依照法定程序办理。

第二十二条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事项外，市人民政府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后，应当依照有关规定，通过新闻发布会或者政府网站、新闻媒体等向社会公开。



第三章 决策执行与监督



第二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应当及时对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工作任务和责任分解，明确决策执行单位和工作要求。

第二十四条 决策执行单位应当根据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具体要求，制定决策执行方案，明确主管领导责任、具体承办机构和责任人，全面、及时、正确地贯彻执行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确保决策执行的质量和进度，不得拒不执行、不完全执行、推诿执行、拖延执行。

第二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应当经常了解决策执行单位落实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有关情况，及时协调解决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涉及市人民政府多位分管领导且问题复杂的，可以提请市长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完善落实决策的措施。

第二十六条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执行情况的检查、督促、考核等工作，通过跟踪检查、督促催办等方式，了解和掌握决策执行的情况、进度和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向市长报告。

第二十七条 建立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情况后评价制度，通过抽样检查、跟踪调查、评估等方式，及时发现决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适时调整和完善决策。

决策执行单位发现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所依赖的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或者因不可抗力导致决策目标部分或者全部不能实现的，应当及时向市人民政府报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有不适当的，可以向市人民政府提出。市人民政府将认真研究，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继续执行、停止执行、暂缓执行或者修改决策的决定。

第二十八条 市监察机关应当加强决策职责履行和行政效能的监察，对决策事项执行不力、偏离决策目标和内容等行为，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行政责任。

第二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应当建立市人民政府重大事项决策档案，内容包括提请审议的决策方案草案和说明等有关材料、会议纪要或会议专项记录以及决策执行情况执行过程中监督和反馈修正等有关材料。

第四章 责任



第三十条 决策承办单位违反本规定，导致重大事项决策失误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三十一条 决策执行机构违反本规定，导致重大事项决策不能全面、及时、正确实施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三十二条 参与重大事项决策会议审议的人员，违反保密规定，泄露会议未定和决定不对外公开的事项以及会议讨论情况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及其工作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办事处）重大行政决策的作出、执行、监督等活动，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自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