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通过判决、继承等方式
取得物权未经登记再行处分的思考

池州市九华公证处　丁选旺

《物权法》在第二章第三节“其他规定”一节中对通过判决、继承等方式取得物权及权利人取得物权后再行使处分权作了相应规定。该规定涉及到这类物权是否应登记而取得、权利人取得物权后，在未登记之前是否享有处分权及与之形成的合同效力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由于该规定并非十分明确，所以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搞清此类问题对办理与此相关的公证是十分重要的，笔者作简要分析如下：
一、通过判决、继承等方式取得的物权，不经登记或交付，直接发生效力。
物权的变动，依其发生的原因可分为两种，即依法律行为而进行的物权变动和非基于法律行为而进行的物权变动。依法律行为而进行的物权变动，是指以一方当事人的单方意思表示或双方(或者多方)当事人共同的意思表示为基础进行的物权变动。其遵循的是物权法第九条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即不动产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则不发生效力和动产自交付时发生效力。非基于法律行为而进行的物权变动，则是指基于法律行为以外的原因引起的物权变动，《物权法》的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条对此作了相应的规范。其中第二十八条是关于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即因公权力的行为而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是关于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规定；第三十条则是关于因事实行为而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规定。其遵循的是法律的直接规定，即只要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条规定的法定原因发生，物权就直接发生变动，所有权即发生转移，不经登记或交付，直接发生效力，而非以登记或交付作为权利人取得物权的生效要件，不必遵循依法律行为而进行物权变动应遵循的一般公示原则(登记生效)。这是物权法第九条和第二十三条关于物权变动未经登记或交付，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的例外。
二、通过判决、继承等方式取得物权的权利人在未登记前的处分权依法存在，处分行为有效。
只要法定原因发生，如通过判决、继承等方式，权利人就合法取得物权，物权直接发生变动，所有权即发生转移，权利人不经登记或交付，合法拥有该物权，而权利人取得的物权应是一个完整的物权。有观点认为，基于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条规定的法定原因引起的物权变动，取得的是一项不完整的物权，权利人只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权利人在未经登记前无处分之权利。其直接依据是《物权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即处分该物权时，依照法律规定需要办理登记的，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
笔者认为此观点是错误的，权利人是否拥有处分权，首先应搞清楚非基于法律行为取得的物权含义，物权法对非基于法律行为而取得的物权以列举方式进行了规定，但就其物权含义未作特别的规定或不同的解释，该“物权”和物权法第二条的“物权”没有二样，其内涵是一致的，即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所有权是权利人的一项重要权利，也是一项基本权利，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如果权利人以此种方式取得的物权不享有处分权，如法院将房屋判决给张三，归张三所有，而张三只享有对该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那么享有处分该房屋的主体是谁？重要的是权利人不享有处分权的结果将导致其处分行为无效。笔者认为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从法律上对取得物权的权利人的处分权作了一定的限制，即权利人处分该物权前应先进行登记，否则不发生物权效力。这是很明确的，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此类的法定原因发生，就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效力，即不需要登记或交付的，不以登记或交付为要件，而物权得以实现。实际权利人在办理变更登记之前与原登记或占有人是不一致的现状在现实中大量存在，物权取得人对取得的物权作进一步处分时，容易妨害第三人的利益，对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带来隐患，从立法的角度限制权利人如要再处分该物权时，应先行登记，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是很必要的。但是，该条和前面的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条是一致的，即如果有法定原因发生，物权就直接发生变动，发生效力，是不以登记或交付作为权利人取得物权生效要件的，权利人已合法取得了该物权。但该条并没有否定权利人的处分权，从该条 “处分该物权时”的字里行间可以直接感受到处分权的存在，该条也并非规定权利人未经登记对该物权无处分权，该条要求权利人在行使处分权前，应先履行登记义务，否则，权利人的处分行为不能发生物权效力，不能导致物权的转移。权利人拥有的处分权是客观存在的，权利人在未经登记情况下的处分，仅仅是不发生物权效力，物权效力发生于登记时，与其处分权的存在、处分行为的效力，是不同的关系。虽未先履行登记义务，但权利人与他人之间就物权变动的合意是有效的。王胜明在其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解读》中就“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的解读时举了一个例子，即“甲乙向法院诉请离婚，法院判决原甲的房屋归乙所有，在判决生效之时，乙已经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但尚未去房产登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此时乙将房屋转卖给丙，丙信赖乙出示的法院判决而与之交易，与此同时，甲将该房屋又转卖于丁，丁信赖的是登记簿上甲为所有权人的登记记录。那么乙对丙的处分行为能否发生物权效力而由丙取得房屋所有权呢？按照本条的规定，答案是否定的。尽管乙为真正的房屋所有权人，也有权对房屋进行处分，但未经登记，该处分行为不发生所有权转移的效力，丙只能要求乙负担违约责任要求返还价款等，房屋的所有权由丁取得”。从该例中反映了两个观点，一是乙有权对房屋进行处分，但未登记，该处分行为不发生所有权转移的效力；二是乙承担违约责任。所谓“违约责任”，是指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其前提为双方的签约行为有效，是以合同的有效存在为前提的，如其无处分权或处分行为无效则自始无效，更无“违约责任”可言。
另外，笔者认为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并不严谨。所谓“处分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物进行处置，从而决定物的命运的权利。处分权分为事实上的处分和法律上的处分两种。事实上的处分是对物进行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其引起的是物的形体变更或消灭；而法律上的处分是通过不同的法律行为对物进行的种种处置，如转让、赠与等，其引起的是物权利的各种变动。如法院将房屋判决并执行给张三，则张三对该房屋拥有了物权，物权法对张三以这种方式取得物权的规定为不登记或交付就直接发生效力，而没有规定要求张三在处分前进行登记为取得要件，即未登记，物权取得人仍为真正的权利人，该物权归张三所有。按处分权的内涵，张三对该物进行事实上的处分时，如以抛弃的方式行使对该物的处分权时，则无须登记，“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对之则无约束力。笔者认为该条所规定的“处分”应理解为权利人的一种法律上的处分，因该处分行为引起的是对物权利的各种变动。反之，印证了权利人在未登记前的处分权依法存在，权利人享有处分权。
三、未登记前形成的转让、赠与等合同公证
通过判决、继承等方式取得物权的权利人在未登记前进行法律上的处分的现象在现实中很普遍，如张三取得法院的执行物或取得继承权公证书后，在未登记前就进行交易，实施转让、赠与等行为。在交易过程中，交易主体双方必然要以转让、赠与等合同形式进行，而双方就合同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时，即对双方产生约束力，权利人在处分该物时，因未登记，交易标的物未达到《物权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条件(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但并不影响交易双方达成合意本身的效力。有观点认为此类合同是一种效力待定合同，笔者认为此观点欠妥，所谓效力待定合同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其不完全符合有关生效要件的规定，因此其效力能否发生，尚未确定，一般须经有权人表示承认才能生效。效力待定合同不同于其他合同的最大特点在于：此类合同须经权利人的承认才能生效，权利人的承认与否决定着效力待定合同的效力。而通过判决、继承等方式取得物权的权利人在未登记前，处分该物并与他人形成的转让、赠与等合同，是仅为发生债的关系的协议，虽不能导致物权变动的效果，但不受物权能否变动、是否变动的影响，即使物权不能变动，债权合同仍然有效。依照物权法的规定，登记行为可作为合同的一项义务，未履行登记行为则构成违约。但登记与否，决定的是物权的效力，而非合同成立或生效的要件。因此，通过上述方式取得物权的权利人在未登记前，处分该物并与他人形成的转让、赠与等合同，应成立并有效，该类合同可以进行公证。但此类合同中权利人必须先将物变更登记于自己名下，再过户登记于受让方名下的内容及违约责任条款不可缺少，在公证过程中公证员应履行相应的告知义务。处理此类合同纠纷时，应首先确定合同有效，受让方有权行使登记请求权，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合同，通过上述方式取得物权的权利人应按合同约定继续履行合同，有义务先将物变更登记于自己名下，再过户登记于受让方名下。



参考文献：
①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
②郭明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
③王轶主编：《物权法解读与应用》，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④赵英 郁琳著：《财产的保护神》，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⑤赵晋山：《非基于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载《人民司法》2007年第四期
⑥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⑦王利明 崔建远主编：《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对违约金调整申请之法官释明的态度目前存在“禁止释明”、“可以释明”、“应当释明”三种学说。

梁慧星教授坚持“禁止释明说”。其理由为：第一，违约金调整权属于当事人的民事实体权利。根据民法的意思自治以及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是否申请违约金调整，当事人有其决定自由，法官无权干涉。第二，对“违约金调整的释明”与对“诉讼时效抗辩”的释明属于相似情形。法院应当采取与“禁止对诉讼时效进行释明”相同的立场，否定违约金调整申请的法官释明。第三，对违约金调整申请进行释明，不属于法官的事项范围，违背了“法官不得帮助当事人提出权利抗辩事由和辩论理由”的原则。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难以成立。理由如下：

首先，对违约金调整申请的释明并不违背意思自治与处分原则。意思自治与处分原则以经济理性及诉讼能力平等为其基本前提。而于现实之中，人之理性往往有限，当事人的诉讼能力亦难以平等。法官释明的目的在于补足当事人一方的诉讼能力，使其知晓自身所享有的申请调整违约金的权利。法官释明之后，当事人依然有权自主决定是否提出申请。因此，法官的合法释明有利于处分权的理性行使和意思自治的充分实现。如果否定法官的释明，将当事人未提起调整申请直接认定为权利的放弃，恰恰是对处分原则的违背和意思自治的侵害。

其次，“诉讼时效抗辩”与“违约金调整申请”二者并非完全一致。尽管时效制度存在某些正当理由，但于实质正义而言，其仍然具有不道德性。如果法官主动释明，无异于是对这种制度的变相帮助，从而使得其“反道德性”肆意扩大。而违约金调整制度的根本目的旨在公平，法官进行释明能更好地促进其正义价值的实现。同时，时效制度的反道德性也与释明制度实现实质正义的制度宗旨存在冲突。

再次，对违约金调整申请进行释明并未超出释明的事项范围。一方面，当事人主张合同不成立、合同无效、不构成违约等行为，也可以被认定为含有对违约金数额存在异议的意思表示。法官对调整申请的释明不过是对诉讼请求方式的释明而已。另一方面，其实释明的事项范围本来就是不断扩大的。随着对辩论主义的合理扩展和有限突破，诉讼请求、证明活动、法律观点等事项都逐渐地被纳入了释明的范围。

对于“法官的释明，可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妥当地解决违约金纠纷。”这一立场，笔者认为亦难谓合理。

首先，将释明作为法定义务，因未予释明就构成“程序错误”，形成“上诉理由”，进而让法官背上“误判责任”，并不合理。释明的本质是一种“诉讼帮助权”。它是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做出的一种自由裁量。其制度目的在于帮助诉讼双方实现诉讼能力的实质平等，使诉讼程序得以顺畅实现。因此，在理论上，我国多数学者反对将释明作为一项单纯的义务。

其次，不区分案件具体情形的“一刀切”做法，使得释明制度的立法初衷难以实现。例如，在违约方是房地产开发商、而守约方却是普通买房者时，调整申请的诉讼释明就没有必要。如果法官仍然进行诉讼释明，反而会引起守约方对诉讼公正的否定与怀疑。释明制度的根本价值是：双方当事人诉讼能力的实质平等以及实体正义的最终实现。其具体操作需要依赖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事进行自由裁量。

再次，过度强调释明权与我国诉讼体制转型的趋势存在冲突。我国的民事诉讼体制尚处于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过渡的转型时期。目前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趋势更多的是限制法官的能动性，而不是扩大法官的能动性；是限制法官的权力，而不是扩张法官的权力。盲目地模仿西方，过度强调释明的义务属性，有“瘦子跟着胖子学减肥“的嫌疑。

综上所述，在违约金调整申请上：将释明作为法官的法定义务，让其过分担责“前行太远”；而将释明作为法官的禁止事项，让其完全脱身则又“退步太多”。笔者认为，采取“折中立场”，将释明作为法官职权，让其自由裁量，方是可取之道。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