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行为不必入罪。转化型抢劫罪可由限制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人构成。在共同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后，未参加实施刑法第269条规定的行为的人，或者未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的人参与实施刑法第269条行为的，是否转化为共同抢劫，应区别情况对待。上述问题可通过完善刑法第269条加以解决。

　　[关键词]转化型抢劫罪刑事责任年龄共同犯罪

　　我国刑法第2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该条基本上保留了1979年刑法第153条的规定，它是针对盗窃、诈骗、抢夺三种行为因情况发生变化而转化为抢劫罪的规定，理论上称为“转化型抢劫罪”。但是由于转化型抢劫罪涉及到转化前的行为和转化后的行为以及转化时应具备的条件，因而使它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有很大的难度，本文就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问题及立法完善作一些探讨。

　　一、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行为是否必须入罪

　　由于我国刑法对盗窃罪的规定是要求“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诈骗、抢夺罪也要求“数额较大”，即盗窃、诈骗、抢夺公私财物必须达到上述标准时才能构成相应的犯罪。那么转化型抢劫罪是否以盗窃、诈骗、抢夺公私财物的行为入罪时才能成立？

　　(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介绍

　　第一种观点对此持肯定态度，认为既然我国刑法第269条已明确规定了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条件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而在刑法的规定中关于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的构成都要求“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因而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行为必须入罪才能构成盗窃、诈骗、抢夺罪。[1]

　　这种观点似乎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但它实际上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狭隘的、机械的理解，对刑法条文的限制性解释，所以简单化了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条文立法本意及刑法解释之间内在关系，也忽视了罪责相当原则。而且此种观点对抢劫罪的打击面过小，不利于对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的打击。

　　第二种观点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盗窃、诈骗、抢夺“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并不是转化型抢劫罪的必要前提条件。因为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如何适用刑法第153条的批复》中规定，被告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情节严重的可按抢劫罪处罚，如果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2]

　　此种说法基本符合罪责相当原则，也便于在实践中的适用，可以有力地打击、预防抢劫罪。

　　(二)本人赞同第二种观点，即转化的前提行为不必入罪

　　首先，从刑法的立法本意看，[3]我国刑法第269条规定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应该理解为有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把“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理解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条规定和原刑法第153条的规定是一样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88年3月16日《关于如何适用刑法第153条的批复》中规定，被告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情节严重的可按抢劫罪处罚，如果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此外，1991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盗窃未遂行为人为抗拒逮捕而当场使用暴力可否按抢劫罪处罚的电话答复》中规定，如果行为人“盗窃未遂 ”即使未构成盗窃罪，但为抗拒逮捕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情节严重的，也可以按抢劫罪处罚；如果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如果行为人盗窃未遂已构成盗窃罪但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的，应以盗窃罪(未遂)从重处罚。行为人在盗窃过程中，为强行劫走财物，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直接按照刑法第150条规定，以抢劫罪处罚。从这两个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即使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行为未入罪，也可以转化为抢劫罪。

　　既然刑法第263条对典型的抢劫罪没有严格的达到数额较大的限制，那么对于这种转化类型的情节就没有必要强调必须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如果要求有数额较大的限制，那么就可能作出一个错误的推论，即转化型抢劫罪中的暴力行为危害程度小于典型的抢劫罪，需要用“数额”来弥补。实际上典型的抢劫罪的行为构成(先是暴力行为，后是取财行为)与转化型抢劫罪的行为构成(先是取财行为，后是暴力行为)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没有本质或者程度上的区别，其犯罪构成的本质是完全一样的，都是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结合，都从主客观两方面揭示了抢劫罪既劫取财物又侵害人身的构成特征。对于其中先行盗窃、诈骗、抢夺财物数额较小，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程度又较轻的，可以结合全案情节，如果符合刑法第13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的规定，就依法不认为是犯罪，自然不涉及到刑法第269条的转化问题。[4]

　　其次，从罪责相当原则看，它要求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和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如果认为转化前提未入罪就不能转化为抢劫罪，就违背了此原则的规定，不利于对犯罪行为的打击。如果认为转化前提必须入罪才可以转化，虽然在表面上遵循了罪刑法定原则，但是，对盗窃公私财物数额不大和非多次盗窃行为、诈骗及抢夺数额财物不大的行为，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伤害或者杀人行为的案件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的话，就不能真实地反应这种案件本身的特点和危害性质，而且使危害性质和危害程度基本相当的第269条和第263条的规定在定罪时严重失调，会导致重罪轻判甚至放纵犯罪，从而不利于对抢劫行为的打击。例如，王某经过一家商店发现没人，就进去拎走一桶食用油，刚走出门口被回来的店主发现。在追赶的过程中，王某将店主打倒在地，立即逃跑。后王某被抓获，店主经法医鉴定为重伤。上述案例中，一桶食用油的价值显然没有达到盗窃罪构成条件所要求的“数额较大”，但是行为人王某当场使用了暴力致使被害人重伤。王某的行为若转化为抢劫罪，量刑幅度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若以故意伤害罪论处，量刑幅度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两者之间的处罚轻重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重大差别。如果致使被害人轻伤的，若转化为抢劫罪，量刑幅度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故意伤害罪轻伤的量刑幅度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显然转化为抢劫罪其量刑幅度比故意伤害罪的量刑幅度要高。此种情况下，对于盗窃公私财物数额不大和不是多次盗窃行为、诈骗及抢夺财物数额不大的行为，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情节严重的，应以刑法第269条认定为转化型抢劫罪。

　　总之，从刑法第269条的犯罪性质和危害程度出发，以及从该条文的立法原意及抢劫罪的协调性考量，再考虑到执法的协调统一性和标准统一的实际需要，适用刑法第269条定罪的，不应对先行行为侵犯的公私财物的数额作任何限制，既不能要求数额较大，也不要排除数额较小，只要先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结合全案又不属于刑法第13条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就应当依照刑法第269条定罪处罚。

　　二、转化型抢劫罪的刑事责任年龄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盗窃、诈骗、抢夺罪的刑事责任年龄是年满16周岁，而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也就是抢劫罪的刑事责任年龄是年满14周岁。因而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后，被发觉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是否适用刑法第269条的规定构成转化型抢劫罪？也就是说这种相对刑事责任能力人能否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的主体？

　　(一)理论中对此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盗窃、诈骗、抢夺后，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其行为性质可以转化为抢劫。转化型抢劫之所以刑法规定以抢劫罪论处是因为转化型抢劫的犯罪构成与抢劫罪的犯罪构成是基本一致的，其侵犯了相同的客体，即公私财产所有权与公民的人身权利；其客观方面实施了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其主观上均为故意，并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其主体也都是一般主体，即已满14周岁并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5]

　　此种观点主要从犯罪构成上分析，认为转化型抢劫罪与普通抢劫罪的犯罪构成本质一致，两者都是社会危害性程度严重的犯罪，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有利于对抢劫罪的打击。

　　另一种观点认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属于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其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无论是否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都不构成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其行为不符合刑法第269条所要求的转化为抢劫罪的前提条件。因此，如果其后的暴力行为未造成任何伤亡结果或者仅致人轻伤以下的，行为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致人重伤死亡的，则可以对其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但无论何种情况，对其都不能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这种观点从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出发，缩小了转化型抢劫罪适用主体的范围，有利于对青少年的保护，但忽视了转化型抢劫罪也是抢劫罪的事实。抢劫罪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认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不能成为转化型抢劫罪的主体，就会缩小抢劫罪的打击范围，不利于对危害性严重的犯罪的惩罚。

　　(二)年满14周岁的人可以成为转化型抢劫罪的主体

　　首先，抢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抢劫罪既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又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它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主要在于它是一种以非法占有财产为目的的暴力犯罪，在司法实践中也是重点的打击对象。而转化型抢劫罪也是抢劫罪，行为人实施该种行为造成的危害不低于行为人直接实施抢劫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因此应把它按照抢劫罪处罚。

　　其次，符合有关法律规定。2003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有关问题的答复》中规定：“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了刑法第269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63条的规定，以抢劫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根据刑法第13条的规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6]

　　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那么以刑为主的法律文化及相应的思维模式就实在是不合时宜的


　　近些年来,随着新闻媒体对“虐童案”、“欠薪案”、“酒驾案”、“四超(驾车严重超速、超载、超限、超员)”案等案件的频频报道,越来越多的人似乎趋向于认定:第一,这些案子以及所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影响也非常恶劣；第二,为了应对相关案件当前似乎爆发频度越来越大的局面,有必要予以重罚,也就是将相关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简言之,现在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当将“虐童入罪”、“欠薪入罪”、“酒驾入罪”(这已经部分的是事实,即“醉驾入刑”)、“四超入罪”或其他任何一种引起舆论广泛谴责的行为入罪。

　　必须承认,作为一名幼儿的父亲,我对虐童行为的深恶痛绝、强烈愤慨的程度至少不会比绝大部分人低；同样地,作为一名出身农村的异地工作者,我也肯定属于最能体会被欠薪民工的那种失望乃至绝望的人中的一员；作为一名有几年驾龄的司机,我也颇能了解酒驾、“四超”等行为对公共安全所可能造成的巨大伤害……换言之,我并不否认被舆论热议的这些行为所具有之危害性以及当谴责性,但我还是要说:此类行为不应、至少不应甚至也不必动辄纳入刑法调整范畴。

　　首先,刑罚是一国公权体系中最为严苛的处罚措施,这意味着任何一次刑罚的实施,都可能对当事人造成巨大的伤害。同时,当然也就意味着在每一次刑罚施加之前都必须审慎地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以此种刑罚处罚行为人的相关行为对行为人而言是否公平?另外,由于刑罚也可以说是唯一一种把累犯作为法定从重处罚理由的处罚措施,这意味着每一次刑罚的施加都意味着对当事人而言几乎是“一辈子的耻辱”。仅此而言,刑法就内在地需要保持足够的谦抑、克制,而不宜四处出击地介入社会生活。

　　其次,当下中国正处于巨大的社会转型期,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所谓“转型”意味着旧的社会规范体系慢慢崩塌而新的社会规范体系尚未完全建成。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有些问题可能会频繁地出现,这些问题很容易给人一种已经“无法承受”之感。可能也正因如此,人们才期望对相关问题作“重典”式治理。可以肯定,如果将相关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畴,那么至少在短期内确实可以起到迅速规范相关领域的效果——这可以从醉驾入刑之后醉驾案大大减少这一现象得到明证。但问题的关键是,在一个转型社会中,如何应对一个或一些具体问题其实不仅仅涉及到对相关具体问题的处置,更重要的或许在于:它还将引领该转型社会的社会控制机制之走向。可以肯定,一个开放的、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控制机制应当是回应型而不应是压制型的,因为唯有前者才能保持一个社会更大的活力,也才符合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大趋势。换言之,如果今天我们面对虐童、酒驾或其他什么行为,为了短期的“速效”而辄以刑法规制,那么,转型后的社会控制机制将必定更多地带有压制性色彩。我相信,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也不应该是我们国家、社会追求的目标。

　　最后,单纯从立法技术角度讲,将特定行为入刑可能也是不必要的、甚至可能导致整个刑法体系逻辑一致性的降低。以虐童为例,如果专门设置一个“虐童罪”,那么,定罪的标准是什么?以及,当相关行为可能转化为故意伤害、甚至故意杀人时,应当如何认定?也就是说,“虐童罪”的增设可能会扰乱当前刑法中关于故意伤害、故意杀人或一般虐待之间的界限。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新增设“虐童罪”,则很可能会带来立法以及法律实施过程中不必要的混乱。

　　而事实上,按照我们现有的法律体系,对虐童行为的应对、处置措施其实本就已经较为全面了:当虐童行为情节不甚恶劣时,幼儿园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的内部处罚措施可予以调整；当虐童行为情节比较严重时,则可以由公安机关进行行政治安处罚；当虐童行为造成严重伤害时,径直处以故意伤害、故意杀人就行了。换言之,我之所以反对虐童入罪,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可以放任这种恶行,而仅仅是说其实既有的立法体系已经可以很好地、按相关后果的不同作出相对应等级的处置。既如此,有何必要专门发明出“虐童罪”或其他什么罪?同样地,诸如醉驾、“四超”、欠薪或其他什么被舆论期望入刑的行为几乎都可以作如是观。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本就具有刑与法不分、刑与法互用、以刑为主的传统,所谓“法即刑”、“法吏即刑吏”是也。这种法律文化的特点之一是,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打击,因此即便是民事案件也往往采取刑法化的处置模式；相对应地,人们总是不惯于像西方法治国家中的公民那样把法律当作维续、救济自身利益的一种机制。因此不难想见,在尚没有完成社会转型的当下中国,存在各种关于“××入刑”的呼吁其实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与此同时,也正因为我们这种独特的传统,才使得我们有特别的必要对这种吁求保持警惕,因为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那么,这种以刑为主的法律文化及相应的思维模式就实在是不合时宜的。或至少,当我们呼吁将某种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畴时应该更为审慎地考虑、考察如下几个方面:如果把它入刑,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吗?如果把它入刑,是否对相关行为人不公平?如果把它入刑,是否会造成立法体系的混乱以及法律实施的困难?如果把它入刑,是否与当前的法治精神相悖?如果把它入刑,是否有利于当下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保持一种健康、积极的法律文化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