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产品责任法中产品缺陷的比较研究

　张琪（北京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北京，100871）


　在法理学上，产品责任法中的“产品缺陷”属于法的要素中的事实概念。这种事实概念如同其他许多事实概念一样，是一种法律化的事实。即这种事实的性质、范围是由法律来界定的。它体现了立法者的立法目的和价值选择，也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发展水平的标志。产品缺陷是构成产品责任的前提；有关产品缺陷的规定，是产品责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对中美两国产品责任法中有关产品、产品缺陷的定义及产品缺陷的分类等作一比较，以期为我国产品责任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种参考。

一、产品的定义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 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筑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第102条?规定：“产品指具有真正价值的、为进入市场而生产的，能够作为组装整件或者作为部件、零件交付的物品。但人体组织、器官、血液组成成份除外。”从立法技术上讲，中国法律同时使用了概括法和排除法来界定产品。根据上述规定，产品应当具备两个条件：第一，经过加工、制作。未经加工、制作的天然物品不是本法意义上的产品，如矿产品、农产品、加工。制作包括工业上的和手工业上的。电力、煤气等虽然是无体物，但也是工业产品，也应包括在内。第二，用于销售。因而只是为了自己使用的加工、制作品也不属于产品责任法意义上的产品，有些学者认为，使用“销售”不如使用“流通”更为准确。大概主要因为有些产品是企业为了营销目的无偿赠送或作为福利分发交付消费者。其实，“用于销售”不等于经过销售。只要产品是以销售为目的生产、制作的、不论它是经过销售渠道到达消费者或用户手上，还是经过其它渠道，都属于《产品质量法》所规定的产品、因此，似无必要用“流通”代替“销售”。然而，笔者不同意赠与的产品、试用的产品不属于产品责任法意义上的产品的观点。比如厂家将自己生产的新产品或某些产品以赠与、试用、买一送一、买大送小等无偿赠送的方式送与用户，这些产品虽然可能“未投入流通”，但是，以销售为目的生产并以营销目的交付消费者的，这类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应当允许受害人提起产品责任诉讼。

几种有不同意见的产品。（1）经过初级农业加工的畜牧、家禽、猎物、渔产。有些学者持肯定态度。另一些学者则将这类物品排除在外。笔者认为没有理由将这些产品一概排除在外。如我国有些南方地区的人民有食用河豚的习惯，如果有人购买经过加工的河豚食用后中毒，应当允许受害人向产品的提供者索赔。（2）血液。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将它排除在外，但是美国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在一起案件中将血液也作为产品。法院的理由是：血液是一种包含在侵权法重述（第二版）402A节的意思内的“产品”；这种产品是被“出售”的；这种血液处于一种对使用者的不合理的危险的缺陷状态。法院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使医院承担严格责任，以保护病人。笔者认为血液不仅应作为产品责任中的产品，而且是一种直接关系到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产品。（3）智力成果，象计算机软件、图书、视听资料等。中国法律尚无这方面的规定。在美国，法院在不存在担心妨碍言论自由的情形下，对错误地提供成文信息适用严格责任。一系列判决将航空地图视为产品，判决航空地图的出版商对因信赖该航空地图而造成飞机失事所致伤亡承担严格责任。有位美国法官将计算机软件分为以标准件在市场上批量销售的通用软件和依其定单专门设计的专用软件。通用软件生产商将产品投放于商业流通渠道，处于控制危险的较为有利的地位，分摊产品事故费用的能力比较强，应当承担严格责任。而专用软件是为特定的特定目的设计生产的，生产规模较小，分散损失的可能性比较小，因此不需要对专用软件生产者适用严格责任。在中国，软件市场和软件消费者日益扩大，将通用软件作为产品责任法意义上的产品是有必要的。

二、产品缺陷的定义与分类

产品缺陷是导致产品责任案件发生的第一个因素，也是确定产品责任的首要环节。正确界定产品缺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在学术上，在美国与中国，都存在着比较多的分歧。分歧最后都集中在产品缺陷的标准上，在中国又集中在一些技术性指标上。

1．中国法律中产品缺陷的定义。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为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我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有关人士撰写的条文释义指出：“不合理的危险…‘是指产品存在明显的或者潜在的，以及被社会普遍公认不应当具有的危险。这种危险主要表现为存在可能危及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因素／标准，“是指判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依据之一，是安全、卫生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的安全、卫生指标。即产品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的安全、卫生要求的，则可判定该产品存在缺陷／换一句话就是说／判定产品是否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以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的安全，卫生指标作为判定依据。”尚未制定有关标准的，以社会普遍公认的安全、卫生要求，作为判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依据。

在现代社会，有关产品质量和产品其它性能的指标、规格、标准，是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进行管理的重要工具。对于什么是产品质量，国务院于1986年发布的《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中规定：“产品质量是指国家的有关法规，质量标准及合同规定的对产品适用。安全和其它特性的要求”。1988年制定的《标准化法》将中国的标准体制划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四级。所谓国家标准，是对全国经济，技术发展有重大意义而又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标准，它包括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技术要求等。对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应当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是指在全国某个行业内统一的标准。对没有国家标准而又需要在全国某个行业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可以制定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是指某一地区范围内统一的标准。对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而又需要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统一的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可以制定地方标准，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应当制定企业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又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乙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对生产和销售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的企业，要依法给予一定的行政处罚。

我国《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缺陷的定义与《民法通则》对产品责任中的缺陷产品的表述、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即将产品缺陷与一定的产品标准直接联系起来。这样作的好处是：如果缺陷产品同时违反了产品质量标准，原告可以通过证明产品不符合标准证明产品有缺陷；法官可以借助产品标准判断缺陷产品。

但是它也带来一些问题。这样作的消极后果至少有三个：首先，模糊了产品责任作为严格责任与一般侵权责任的界限。我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的精神是：产品不符合标准，疏于管理，就有过错，就有责任；反过来，产品符合标准，尽到‘：合理注意”的义务，就没过错，就没责任。而这与产品责任作为特殊侵权责任即严格责任是不和谐的。其次，造成对缺陷产品认定的困难，“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与“产品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构成确定产品缺陷的双重标准，这后一个标准在对产品进行质量管理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在产品责任诉讼中却难随人意。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出现与前一个标准的矛盾，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实践中，可能出现虽然符合质量标准但却具有危险性的情况。”比如新开发的产品，虽然符合某种质量标准，但却可能存在致人损害的危险性。同时，当新产品的开发与相应的产品标准的制定存在时间差时，也会出现类似情况。、再次，容易偏袒生产者和销售者，不利于公平地保护消费者。因为产品质量标准的制订与生产者的参与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有关产品质量的行业标准，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行业内企业的积极参与。加之几十年来政企不分的历史，行业标准与国家标准、地方标准与企业标准不能不受到企业利益的影响，由于这种影响的存在，这些标准也不能不偏向干生产者而不可避免地忽视消费者的利益。

在美国，人们对某些看似客观的企业标准是不信任的，同时也将政府制定的安全标准与民事责任区别开来。美国侵权法专家普儒瑟在论及这一问题时指出：“工业界不被允许建立他们自己的行为标准是一般的法律，因为他们可能会受到节省‘时间、努力和金钱’的动机的影响”o勒冈州最高法院大法官林德指出：“这是真的，即符合政府安全标准一般不被认为否定一个对危险性缺陷设计的起诉，但是如果说从来不能这样作也是过于简单化了。这种符合的作用应当逻辑地视情况而定，包括所符合的具体政府标准的目标被设置得高于还是低于确定生产者的民事责任的标准，以及所达到的安全与成本的平衡。当政府涉足产品市场确定安全标准时，它经常将自己限制于要求防止最公然的危险的最低限度的保护措施之内，然而却低于当时的民事责任标准。”

从理论上看，我国法律中产生双重标准的原因，是在某种程度上混淆了产品缺陷与产品暇疵的区别。虽然有的学者以《论产品暇疵》为题论述产品缺陷。但它们是不同的。《产品质量法》在规定产品缺陷的同时，在第十四条第2款之（二）也使用了“暇疵，’的概念。有关人士的解释是：“本法所称‘暇疵’，是指产品质量不符合本法第14条规定的使用性能，或者不符合采用的产品标准、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明示担保的条件，但是产品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未丧失产品原有的使用价值。”梁慧星教授指出：“所谓‘缺陷’是指对于使用者或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具有的危害性。这与合同法上‘暇疵’，仅指产品规格质量不符合法定或约定标准，是完全不同的。”

2，美国产品责任法中缺陷产品的定义。在实践中引用比较多的是《侵权法重述调第2版》402A的界定：“不合理危险的缺陷状态”。撰写者对“不合理的危险”的解释是：“超出了购买该商品的普通消费者以对它的特性的人所共知的常识的预期。”比如，威士忌是一种烈性酒，过饮会致醉。对于这种危险，正常的消费者都能认识到，因而不属于不合理的危险。如果威士忌中含有杂醇油或被兑以工业用酒精，则属于不合理的危险，因为正常的消费者不会希望自己所购买的威士忌中含有会使人失明甚至丧生的工业用酒精的。

对402A有关缺陷标准的解释向来是美国法院遇到众多问题的原因。有些人认为：“不合理危险的缺陷状态”整个词组为责任提供了标准，另一些学者认为，这个定义存在着有关缺陷的双重标准，即“缺陷状态”和“不合理的危险”。有些人仅仅依据其中之一作标准。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在克罗宁诉奥尔森公司案中就拒绝适用“不合理的危险”的标准，在这起案件中，原告在驾驶一辆运送面包的卡车时；由于突然刹车而受伤。肇事原因是车上一些由铝制搭扣扣住的面包架向前倒塌，将原告冲到车外而摔伤。原告的证人证明，搭扣失效的原因是由于在金属中含有某些气泡和有机物质，因而很不牢固。在案件一审时；法院拒绝被告的要求，即让原告证明该车具有缺陷，而且此缺陷对使用者或消费者存在“不合理的危险”。最高法院在上诉审时坚持了这一立场，它指出：“我们认为，如果继续要求原告人证明该缺陷产品具有‘不合理的危险’，就会不断增加和加重他的证明负担，这意味着在本院曾开辟的领域里的一个退步”15加州最高法院的立场是可以理解的。既然是严格责任，要求原告证明被告的产品具有“不合理的危险”，与要求原告证明被告的行为不合理，实在不容易区别。

有些中国学者将“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无法检验出来的产品对人身、财产有损害的危险”也当作是合理危险，此种观点值得考虑。因为此处所讲的是产品缺陷的标准，而“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无法检验出来的产品对人身、财产有损害的危险”本身就是不确定的、需要判断的，如果将它作为一种标准，会在实践中造成无法判断的问题，且很容易偏袒制造商。

3．产品缺陷的种类。多数美国法学作品将产品缺陷分为三种，即：制造缺陷；设计缺陷；警告缺陷。

中国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中并没有对产品缺陷的明确分类。与美国法学作品中产品缺陷的分类相比，中国法律的有关规定的特点是：（1）对产品缺陷的分类同时在《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加以规定。（2）对有关的产品缺陷的规定分布在生产者和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以及经营者的义务中。（3）从条文的数量分布看，警告缺陷与制造缺陷远多于设计缺陷。（4）由于依靠有关标准，模糊了产品责任中严格责任与疏忽责任的区别，增加了消费者和用户求偿的难度。

三、制造缺陷

制造缺陷，顾名思义，是由于制造过程出现问题而产生的缺陷。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第104条（A）指出：“为了确定产品制造上存在的不合理的不安全性，审理事实的法官必须认定：产品脱离制造者控制时，即在一些重要方面不符合制造者的设计说明书或性能标准，或不同于同一生产线上生产出的同种产品／它可以是由产品的零部件导致的，象飞机高度仪导致的飞机失事案17也可以是由产品的装配过程造成的，象艾思克拉诉富来斯诺可口可乐装瓶公司案个也可以是产品的原材料有问题造成的。

在美国目前的产品责任领域，制造缺陷井非一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一旦归责原则从疏忽责任变成严格责任，兔除了原告对于被告疏忽的证明负担，制造缺陷的案件就变得相对容易起来。实际上，这类案件，即使依据疏忽责任的标准，被告也应当是有责任的，只是在证明和审理上，费时费力，且对原告不公平，原音由于财力的限制而时常面临败诉的危险。

与美国形成对照，中国产品责任案件中，大部分缺陷产品属于制造缺陷，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的反映。

四、设计缺陷

1、设计缺陷的含义与判断标准，设计缺陷是产品设计本身存在的缺陷。如关于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平托汽车油箱爆炸的索赔案。平托的油箱和后部结构设计存在着事故隐患，当汽车在以每小时20至30哩的速度行驶中碰撞时，油箱会因碰撞起火爆炸，消费者将面临严重伤害或死亡的危险。如果改进设计（增添加固和减震装置），油箱因碰撞而爆炸起火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但是制造商没有那样作，因此构成设计缺陷，《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第104条（B）款对设计缺陷的规定是：“为了确定产品设计上存在不合理的不安全性，审理事实的法官必须认定：产品在制造时即存在造成原告损害或类似损害的可能性，这类损害的严重性在价值上超过制造商为设计能够防止这类损害的产品所承受的负担，以及替代设计对产品实用性的相反影响。”该款还不厌其烦地开列了五项判断设计。缺陷有证明力的证据事例，这在一个方面说明，设计缺陷的判断远比制造缺陷要难。
浅谈法院经费保障制度

吴旭萍


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在实现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法院肩负着行使审判权的神圣使命。独立审判，又是行使审判权的一项重要组成部份，而要实现独立审判，离不开充足的经费保障。孙子兵法云：“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从古到今，充分的物质保障始终是进行一切活动的根本，物质保障也是法院实现审判职能的前提条件。
我国法院系统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依靠各级政府财政的拨款及法院自身收入的诉讼费作为补助经费。目前我国财政对于法院收入的诉讼费，实行“收支两条线”，即法院收缴的诉讼费全额上缴给财政专户，财政统筹后再以预算外资金的形式，根据其经济实力与法院的开支预算报告决定拨款数额的多少。因此，不同地区的法院得到的财政拨款是各不相同的，也因此形成了有的法院经费相对有余，有的法院经费缺口很大。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的法院，诉讼费收入多，经费相对较充足，基础设施建设，硬、软件建设相对也较先进。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法院，诉讼费收入少，财政困难，得到的经费也相对不足，人员经费尚无法保证，更何况办案经费和建设资金？而经费缺乏，已成为困扰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一个难题。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社会经济正在起着翻天覆地的变革，各类案件剧增，法院的审判业务日趋繁重，现有的经费保障制度已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笔者认为，在当前强调司法改革的进程中，经费保障机制也应进行相应的改革，应改变这种法院经费单纯依靠地方财政拨款的做法，应当实行全国法院系统的经费由国家计划单列，财政统一拨款，并立法保障司法经费，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其历史渊源和借鉴。1985年8月召开的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下称“基本原则”），“基本原则”第七条规定“向司法机关提供充足的资源，以合之得以适当地履行职责，是每一会员国的义务”，在基本原则的有效执行程序解释中，“向司法机关履行职能提供充足的资源”包括根据承办案件数量任免足够人数的法官，为法院配备必要的支助人员和设备，以及向法官提供适当的人身安全、报酬和津贴。在国外，大多数国家都将法院经费独立出来，单独列入国家预算。日本早在1947年的《裁判所法》中规定“裁判所的经费是独立的，应计入国家预算内”；美国于1939年设立了联邦法院行政管理局，专门担任联邦司法系统的行政管理职责，由它制定并向国会提出联邦法院预算，审核并分配各联邦法院的经费，借鉴外国的有益经验，针对我国的司法经费财政管理体制中的弊端，我们应该改革这种体制，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体制。
二、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利于保证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地方政府干涉支配。我国宪法规定：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不受任何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在现行体制下，司法机关的人、财、物，都掌握在同级政府手中，司法机关往往只有与当地党政机关合作才能正常开展工作，司法权处处受制于行政权，导致司法不公，当遇到跨在区的纠纷时，只能维护本地区利益，形成地方保护主义。由此可见，如果不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只能是一纸空谈！只有在经费保障制度上能保证法院工作的需要，不存在物质利益的干扰，法院才能够独立行使审判权，公正地实现其司法职能。
三、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利于保障法院有充足的办案经费，保证审判职能的实现，防止司法腐败的产生，维护司法公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类案件不断增长，但地方政府安排给法院的经费增长率却不能与案件增长率成正比。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有些法院为了解决经费困难，干警的住房、福利、办公用房紧张等问题，千方百计搞“创收”，或是向当事人、律师、企业单位拉赞助，或是私设收费项目，或是提高收费标准等等。司法腐败，成为妨碍司法公正的最直接敌人，成为最危险的社会公害。在九届二次全国人大会议上，代表们反应最强烈的问题之一也是司法腐败。因此，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特别是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后，再实行人、财、物保障依赖于地方政府的体制，已很难适应社会的客观需求，只有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才能保证司法机关拥有充足的办案经费，保证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司法公正。
四、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利于保障法官们享有应有的物质待遇和福利待遇，提高法官们的社会地位，纠正少数干警的不正之风。在西方国家，法官的社会地位比一般公务员高，待遇与福利也比普通公务员优厚，一些国家甚至将法官的工资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而在我国，法官的工资结构与普通公务员相同，虽然《法官法》规定了“法官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根据审判工作特点由国家另行规定，法官实行定期增资制度，法官享受国家规定的审判津贴、地区津贴、其它津贴以及保险和福利待遇”。可见我国对于提高法官的待遇福利是重视的，法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掌握着对别人财产的裁判权，甚至是对个别人的生杀大权，但同时法官也是一个人，他（她）们在人群中，一样需要生活，一样有种种需求，如果法官能享受较高的待遇，所谓的“人情案”、“金钱案”、“权力案”等司法腐败现象都将大幅度减少直至消失，法官也必将会更珍惜自己所在的位置。只是，要执行这一条法律，如果没有充足的经费保障，还是无法落实。因此，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保障法官享有优厚的待遇，对于抵制司法腐败，将是一项积极有效的措施。
五、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利于保证拨给的经费能得到充分合理的使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当前，许多法院都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办公现代化建设等更新换代的问题，而进行一切活动，都需要庞大的经费，前文中已从多方面进行分析单纯依赖于地方政府拨款的种种不妥，如果能够实行国家单列拨款，由最高法院统一计划，那样，在资金的利用率方面必定能得到大大提高，从财务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节省许多不必要的环节，使资金得到最有效的利用，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具体应当如何实行？纵观我国至今为止，对于法院经费最主要来源之一的诉讼费的收支管理，其管理办法几经变更，大体上有三种模式。一种是完全自收自支，法院收缴的诉讼费一概不上缴给其他部门，留作办案经费，在这种制度下，地方财政对于法院需负担的经费较少，但因此失去了宏观调控，有的法院因此而擅自用诉讼费滥发奖金，提高福利标准，造成了不平衡现象，犯了错误；一种是按比例上缴，即基层法院留下一定比例的诉讼费作为办案经费，余下的再按一定的比例分别上缴地方财政和上级法院，在这种制度下，法院能够及时地得到办案经费，但是有的法院为了多留经费，隐瞒诉讼费的真实收入，或是多设收费项目，或是提高收费标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还有一种是目前实行的“收支两条线”，即法院收取的诉讼费全额上缴财政，由财政统筹后，再以“业务补助经费”拨给法院。财政在统筹时，将法院上缴的诉讼费按比例分成，大部分回拨给基层法院，再将一定比例的诉讼费作为统筹基金，分配给较不发达的基层法院，这样，在办案经费分配上，满足了发达地区法院的需求，又兼顾了不发达地区的法院。实行“收支两条线”，使监督部门能够发挥监督的作用，根除了法院在收费上存在的种种问题。但是，实行“收支两条线”，最大的缺点就是把经费的主动权完全地交到财政部门手中，财政拨款是否及时，是否充足，会直接影响着法院的审判工作，使地方政府有条件对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干预、干扰，影响了法院司法独立。因此，实行“收支两条线”，虽然在目前经济变革日新月异的时期对于把有限的资金统筹安排，改善法院的基础建设和硬、软件建设起到一定作用，但在不久后的将来，会成为司法改革进程的一种阻碍。
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对“收支两条线”进一步进行完善，在“收支”的“支”上，建立起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并立法给予保障，即将经费预算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最高法院编制全国法院系统（包括普通法院和专门法院）全年的开支预算，而这个收支预算，则建立在各个法院年初预算的基础上，由各个法院每年所需的建设资金、人员经费组成。这部分的开支预算，在年初由最高法院交国务院主管部门审核，单列入国家预算，报经全国人大批准，国务院主管部门保证按预算拨款。另一部分由办案经费构成，由于办案经费是随案件的多少而增减变动，属于不可预计因素，因此这部分经费由各级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逐月按需向同级财政提出，同级财政用法院上缴的诉讼费形成专项经费。专款专用，限时拨给法院使用。专款的年终结余用于统筹，保证下一年度的经费。这样，既有利于充分调动各个法院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使经费得以充足的保障，又能体现其灵活性，使资金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独立的司法预算保障制度，才能真正实现法院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真正实现“法治”。
参考书目：

《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　中国法制出版社　信春鹰、李林
《司法公正的价值内涵与制度保障》 严军兴
《论司法公正的实现》 刘作翔、雷贵章
《人大法律评论》　2000年卷第一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民事诉讼收费考》 方流芳
《独立审判问题研究》　最高法院研究室　人民法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