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服务合同的性质和特征
——从吴乃赐与日照市电信局电信服务合同纠纷案谈起

[基本案情]
1996年9月3日,吴乃赐与日照市电信局订立电信服务合同,由日照市电信局为吴乃赐安装有线电话一部(号码为:6212723),并于同年10月28日开通。嗣后,吴乃赐按月交付话费。1998年4月,吴乃赐将沿街房连同上述有线电话一并出租给河南籍吴国军等人用于经营,自该月起至7月份止，累计电话费17 307.55元，其中移动费14 065.90元。吴乃赐于1998年5月向日照市公安局东港分局刑警大队报案，称吴国军等人盗用其身份证购买手机,并在了有线电话上进行结算。因吴国军等人在逃,公安机关中止了该案的侦查。吴乃赐称在发现电话费过高找不到吴国军等人的情况下，其于1998年5月份向日照市电信局申请电话停机，日照市电信局予以否认，吴乃赐不能提供充足证据支持其该主张。
[裁判要旨]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日照市电信局为吴乃赐提供电信服务,吴乃赐应及时交纳话费,其主张应由实际使用人承担话费的理由不当,故判令吴乃赐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日照市电信局月租费、通话费17 307.55元,并从逾期之日起到偿付之日止,按日万分之四计算违约金。
吴乃赐不服一审判决,向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由吴国军负担欠交的电话费,请求撤销原判,依法公正处理。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吴乃赐与日照市电信局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订立的电信服务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吴乃赐未经日照市电信局同意,将电话出租给吴国军等人使用,由此产生的话费应由吴乃赐按电信服务合同的约定负交纳义务。日照市电信局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吴国军等人持吴乃赐的身份证，办理移动电话开机及与固定电话并户结算得到了吴乃赐的同意,故日照市电信局在与吴乃赐的电话费结算中并入移动电话费用，违反了合同约定,由此产生的费用不应由吴乃赐负担。综上,吴乃赐应按电信服务合同约定承担有线（固定）电话月租费、通话费及逾期交费的违约责任;日照市电信局对移动电话开机、并户审查不严且违反电信服务合同的约定,其要求吴乃赐承担移动通话费和逾期交费的违约责任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判令吴乃赐承担违约责任正确,但对移动通话费的处分不当,应予纠正。据此，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一、维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00)东(日)民初字第741号民事判决主文的第二项，即吴乃赐应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从逾期之日起到偿付之日止,按日万分之四计算；二、变更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00)东(日)民初字第741号民事判决主文的第一项为:吴乃赐于本判决送达后五日内偿付给日照市电信局电话月租费、通话费3 241.65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840元,由吴乃赐各负担168元,由日照市电信局各负担672元。
[法理评析]
本案是一起电信服务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对移动电话的开通及与有线电话的并机结算而产生的移动电话费用应否由吴乃赐承担；二是吴乃赐在发现电话费用过高时是否及时向电信局申请电话停机，吴乃赐应否承担逾期交费的滞纳金。要解决第一个问题，首先需明确电信服务合同的性质。而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则需从举证责任分配和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角度进行分析。
一、 关于电信服务合同的性质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电话（包括有线电话和移动电话）已大量进入日常工作和生活。用户要安装使用电话，首先要向电信企业申请（就电信服务合同向电信企业发出要约），在电信企业表示同意（承诺）后，由用户交纳初装费或入网费，并购买终端设备——电话机，由电信企业将电信线路或电子网络系统与用户电话机相联通。电信企业提供给用户话机一个数字代码，即电话号码。用户通过电话机、电信线路和电信设施进行通信联络，即使用，同时用户向电信企业交纳相应费用，即话费。用户为获得对电信线路的使用权而向电信企业交费，并为继续使用支付相应对价，电信企业则将电信线路供给用户使用，电信服务合同是围绕用户对电信线路的使用而签订的，电信线路是合同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电信线路的使用为合同的标的。由于电信合同的标的为对电信线路的使用，电信企业按约定将电信线路提供给用户使用，用户给付电信企业相应的对价，与租赁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将租赁物供他方使用，他方给付租金具有同等性质。电信合同的本质应为租赁，其中出租人为对电信线路享有经营权或所有权的电信企业，承租人为用户。
二、 电信合同的特征
电信合同又不同于一般的租赁合同：1、用户须首先交纳初装费或入网费，且每月有最低费用。初装费或入网费不属预付款，合同履行后该费用不能冲抵话费，亦不属于定金，因该费用即使用户不违约亦属电信企业所有。该费用应为用户为获得合同解除权的对价，用户有权随时解除合同，不得追索初装费或入网费，电信企业则无权无故解除与用户的电信合同。2、用户对电信线路的使用须借助于自己所有的终端设备话机，电信企业与用户对各自的设备分别有所有权，分别进行管理和控制。因对租赁物的管理和控制不同于一般租赁合同，其责任归属亦不同于一般租赁合同。3、电信线路极易被盗接，电话号码极易被复制，且具有隐蔽性，存在于电信线路和电子网络系统上的权利极易受到非法侵害。由于技术上的限制，用户的使用不能有效排除第三人的非法使用，且极难发现。正因如此，电信企业与用户互负善良照顾、妥善通知的义务，否则，应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用户发现自己的话费非正常增加，应通知电信企业进行调查，电信企业也有义务在话费非正常增加时及时通知用户，共同制止非法侵害。
三、本案纠纷处理的法律和理论依据
由非法并机、盗接电信线路引起的纠纷，依据电信合同的特征，不难作出处理。如果非法并机者是通过对电信网络进行解密，无偿利用电信线路造成损失，因电信网络是在电信企业的管理与控制之下，非法并机侵害的是电信企业对该电信网络的管理与控制权，而非用户的权利，故应由电信企业承担不利后果。如果是第三人非法偷用用户的电话机，则应由对该电话机有妥善管理义务的用户承担责任，这也是权利义务相一致的体现。从本案纠纷的情况看，吴乃赐与日照市电信局经平等协商签订的电信服务合同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行使权利，承担义务。吴乃赐未经日照市电信局同意,将电话擅自出租给吴国军等人使用,由此产生的话费按电信服务合同的约定应由吴乃赐负交纳义务。日照市电信局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吴国军等人持吴乃赐的身份证，办理移动电话开机及与固定电话并户结算得到了吴乃赐的同意,故其在与吴乃赐的电话费结算中并入移动电话费用，违反了合同约定,由此产生的费用不应由吴乃赐负担；且日照市电信局对移动电话的开机、并户审查不严，对用户过高的话费缺乏应有的善意的提醒与及时注意。二审法院改判由吴乃赐按电信服务合同约定承担有线（固定）电话月租费、通话费及逾期交费的违约责任;对日照市电信局电话要求吴乃赐承担移动通话费和逾期交费违约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是符合合同规定和民法精神的。 (作者：刘京柱 单位：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克隆人：在人的视角下的一种评说

黄 忠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0031）


[摘 要]：人的价值是第一位的。并且人应当始终作为目的而存在，而不能沦为工具。 克隆人技术的运用，将人的唯一性予以突破，使人的生命的有限性被打破了，其结果是淡化了人的价值。而且克隆人技术所能做的仅仅是复制出一个肉体的人，却对精神的人以及人所赖以存在的那个社会无能为力。因此，克隆人技术是不应当被允许的。
[关键词]：克隆人技术 唯一性 有限性 精神 社会

尼采说：上帝已经死了。此后，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被不断地予以确认。至今，人的生命、尊严已被公认为是第一位的价值追求。由此，一切问题，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抑或文化的，甚至是科学技术上的皆须从人的视角加以分析和阐释，方有价值。如此，本文认为，对于克隆人的讨论自当也是概莫能外的。换言之，对于克隆人技术是是非非的讨论都要最终落脚到对人的终级关怀上。
一、 唯一的人不能克隆
经典作家曾谓：人是世间最可宝贵的东西。我们认为，这种宝贵性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人的唯一性。换言之，正因为人与人的不同，每个人都是唯一的存在，都有自己的特殊之处，所以我们才说人之宝贵。
从哲学的观点出发，反对克隆人技术的所有理据的基础便在于人的唯一性。因为每个人都是唯一的，因而对这种神圣的“唯一性”的任何突破都可以被视为为是对人至高无上价值的贬损。依常识，可以替代的东西，即使宝贵，那也是有价的。比如，商品。唯有不可替代的东西，方可称其为宝贵，因为它是无价的。譬如，人的生命，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尊严、感情。
但是，假使人可以复制，那在此时，人将与商品无异。果如此，那么真是“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引自：《共产党宣言》）因为一旦作为万物灵长的人可以通过某种技术手段加以复制时，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从根本上消灭了人与人的差异性，由此，作为个体的人的唯一性也就不复存在了，进而，人的宝贵性也必将会荡然无存。这决非是“狼来了”的幼稚谎言，也不是的杞人忧天的危言耸听，而是确确实实的必然结果！在一个克隆人技术盛行的时代，我们再也无需担心他人的安危冷暖，因为假使我们的亲朋好友遭遇不幸之时，我们大可不必为之伤心痛苦，我们完全可以向上帝之外的另一个“造物主”祈求，请求二十一世纪的“上帝”还他（她，当然更有它）一个来生。至此，人类几千年来的涅?、死而复生的幻想果真是实现了。但梦想是如愿以偿了，可结果却决非所愿。正如上文所述，人的唯一性不复存在的那一天也就是人的宝贵性丧失的那一天。
梦想成真的日子倒成了一个恶梦的开始。这绝对是一个天大的讽刺。而这出闹剧的唯一导演却又是我们自己——丧失理性的人类自己。
二、 有限的人不能永恒
先须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有限的人不能永恒”，仅仅是指物质的人。著者深信：精神的人是能得以永恒的，而且正是由此人类的文明才能绵延不断。
转回正题，如果说人的唯一性是使他人感受到自己的宝贵，自己的价值，从而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相互珍惜、互相关爱；那么人的生命的有限性则是使自己认识到自己生命的宝贵和价值，从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善待自己，并能珍惜和享受生命。
存在主义的先驱海德格尔“向死而存”的理论正是从阐发死亡的意义中来认识生命的本质和人的价值的。他指出，死是生命的本质意义：唯有死的可能，才使生显示出其意义，包括存在与创造的意义，死亡贯穿于生命的历程，死亡不止是生命的终端，而且是向死的存在。概言之，死亡的存在或者说人生命的有限性突显了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生命的有限性不断激发着我们要在有限的生命中作无穷的努力。
然而，克隆人技术却是在根本上对之的反动。它以技术的手段复制着人的生命，使人在肉体上得以永恒，它不仅仅是开启了人类长生不老的幻想之门，其最终的恶果是很可能导致淡化人的价值，使人轻视、贬抑自身的价值，并引发践踏生命的恶劣行径。
三、 灵魂的人“无以复制”
必须看到，即使是在未来有那么一天，克隆人技术的发展完备、成熟，我们仍然有怀疑的余地。如果说作为肉体的人可以运用技术加以复制，但灵魂上的那个人却是无法克隆的。
人的存在决不单单是一个肉体或者说是物质的存在，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人区别与动物不仅仅在于其能直立行走，抑或能制造和使用工具（当然在此我无意怀疑这两点在人类进化史上的重要性），更在于其能思考，是一种能创造文化，缔造文明的生物。必须认识到，血脉相承中所谓的“血”决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血液，它应该更是一种浸透着道德、法律，历史、现实等诸多因素的综合构成。
但是，这种精神层面的存在却是为技术所无能为力的。因为我们知道，精神的东西是历史的、主观的。就其历史性而言，作为历史长河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受着传统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要以切身体验为前提，它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积累的过程。就其主观性以言，我们知道主观的东西是不能用技术的手段进行拟制的。依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是复杂的。物质决定意识不假，但在很大程度上，意识又有相对独立性。它的存在有自己的规律性。
所以，事实就是，在技术上所复制的那个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至少不是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它至多是一个纯粹肉体的存在。因而，它不具备人成其为人的基本内核??精神价值。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更是如此。
中国的儒家经典一向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一般生物，正在于其精神的一面。不论孟子的舍身取义（见《告子章句上》），或旬子的“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而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语出《王制》）都说明在中国人的传统认识里，人的存在主要是精神（义）的存在。丧失了灵魂的人必将与禽兽无异。
四、 社会的人无法复制
鼓吹克隆人技术的论者认为，克隆人技术可以为某些无生殖能力的人，或因意外丧失亲友的人提供帮助。这应是人类的福音。
果真如此吗？我们认为人是个体的人，更始社会的人。人的生存、发展须叟离不开社会。社会为人的成长、成才、成功提供了基本条件，因而我们在思考问题，进行判断时，不仅要考虑单个的人，更应注意到人所赖以生存的那个社会，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价值观念已经有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移转的今天。
如此一来，我们不难发现，克隆人技术所能做得也只是复制出一个物质的人，而对于这个人所赖以生存的那个社会却不能有任何的作为。地球只有一个。人类的生存空间是有限的。鉴于此，我们对于即使是有生育能力的夫妇也提倡计划生育。当然对于那些无生育能力的夫妇而言，我们也未曾要剥夺其生儿育女的权利，不允许他们又属于自己的孩子，因为除了克隆技术外，我们还可以用辅助人工生殖技术帮助他们实现愿望，何况，我们的现行法律也未对领养孩子完全禁止。
五、 技术的可能性与应当性
康德说：“人是目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要被看成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引自《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克隆人技术和历史上把奴隶当成工具一样，也是对人的目的性的反动，都是把人从目的降为工具，使人成为一种工具性的存在，因此是反人类的行径。
目前，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各国政府，大多认为：应当禁止人类的克隆生殖。早在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在《世界人类基因工程与人权宣言》中明确规定：“与人类尊严相抵触的做法，例如人体的生殖性克隆，不予允许。”之后，美国 、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我国政府都以法律或政府文件的形式宣布：不允许克隆人实验。
的确，在人的神圣光环下，任何一种技术都须予以严格审查，都须要用是否最终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标准予以判断和选择。质言之，一切与人的尊严、价值相左的东西都应该接受检讨。
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技术本身不是目的，人才是目的。技术上可能的不一定都应当去做。在做与不做之间一个基础性的抉择原则就是能否维护和拓展人的尊严和价值。
至此，一个当然的结论便是：在人的神圣光环下，克隆人技术是不应被允许的。



作者简介：黄忠（1982—），男，浙江淳安人，毕业于对外经贸易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现为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学基础理论及民商法学的学习与研究。
E-mail:lawofchina@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