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在离婚时更应体现妇女权益保护原则

魏秀厂

【案情】
原告尚某与被告王某于1989年冬天经人介绍相识，1991年双方举行婚礼，1993年3月22日双方生育一男孩，双方生活的一直很美满、幸福。但天有不测风云，孩子在不满一周岁时得了重病，王某多次给孩子输血，导致身体虚弱，精神也受到了一定的打击。1998年家庭的一次意外失火，使王某精神上再一次受到严重打击，从此王某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这直接影响到了双方的感情。于是在尚某苦苦支撑几年之后，双方已无法共同生活，于2003年以与王某感情破裂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与王某离婚，后经法院及双方家庭做工作，尚某撤回了起诉。2004年，原告尚某再次向本院起诉与被告离婚。
【审判】
经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在婚姻存续期间，出于对孩子的安全考虑，致使自己精神上遭受了巨大的压力，而又在遭遇了一次意外失火后，导致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为了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照顾好精神病人实际生活，2003年法院判决原、被告不准离婚。2004年，原告尚某又一次向本院起诉与王某离婚，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勉强维持双方的婚姻关系会对原、被告及孩子的健康成长，特别是被告的病情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同时又鉴于婚姻自由的原则，法院被告判决尚某与王某离婚，但考虑到王某现患有精神分裂症，无民事行为能力，为了其今后的生活，离婚时尚某应给予王某适当的经济帮助，在分割财产时也应予以照顾。
【评析】
离婚诉讼中，是否准予离婚的法定理由是我国《婚姻法》第32条的规定，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但具体到本案，则应分析被告的精神病对婚姻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1989年11月21日）第3条规定：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或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经调解无效，可依法判决准予离婚。本案中，被告在婚前并不是精神病患者，只是在婚后，由于特殊的原因造成被告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这并不是被告的过错。因此为了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2003年法院依法判决原、被告不准离婚。2004年，原告尚某又一次向本院起诉与王某离婚，法院鉴于婚姻自由的原则，同时又考虑到王某现患有精神分裂症，无民事行为能力，其今后生活的需要，判决尚某与王某离婚，尚某应给予王某适当的经济帮助，在分割财产时也给予王某照顾。
涉及精神病患者的离婚应否准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关键在于患者之精神病能否治愈。无论精神病患于何时，也不论当事人一方在婚前是否知晓对方患精神病，只要可以确定患者之精神病经治不愈（须在患者婚前隐瞒了精神病的案情下适用）或久治不（须在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或在夫妻共同生活在一方患精神病的案情中适用），人民法院即可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此司法解释是我国建国后长期以来民事司法审判经验的总结。由于精神病患者的离婚案件事关患者权益的保护及社会秩序的稳定等因素，我国的民事审判工作向来注重对精神病患者离婚案件　的规范。早在1953年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法行字第7757号《关于夫妻一方患精神病另一方提请离婚可否批准问题的答复》中，即认为患精神病者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能治好的，若夫妻一方患有不能治好的精神病，另一方坚决要求离婚，而患者又经医生或当地群众明确为不治之症时，法院应准其离婚。另一种是可以治好的精神病，若一方坚决要求离婚时，法院应先进行调解……1979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在“关于婚姻家庭纠纷问题”中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精神患者的离婚案件，既要保障婚姻自由，又要有利于对病患者的
治疗和生活上的安置。婚前隐瞒了病情，婚后经治不愈，对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应做好工作，准予离婚。原来夫妻感情较好，结婚时间已久，生有子女的，应指出夫妻间有互相扶助的义务，好思想工作，以不离为宜。如确实久治不愈，一方坚决要求离婚，事实证明夫妻关系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的，可准予离婚。但必须安排好患者的生活、医疗、监护等问题。1984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在“离婚问题”中也作了类似的规定：因一方患精神病对方要求离婚时，处理时既要保障婚姻自由，又于对患者的治疗和生活上的安置。婚前隐瞒了病情，婚后经治不愈，应做好工作，准予离婚；原来夫妻感情比较好，结婚多年，生育子女的，应指出夫妻间有互相扶助的义务，做好思想工作，以不离为宜。如确系久治不愈，事实证明夫妻关系已无法再维持下去，经对方、亲属及有关单位安排好病患者的生活、治疗、监护等问题后，可准予离婚。比较上述司法解释，我们可以发现，应否准予离婚，关键在于患者的精神病是否治愈。
关于精神病患者离婚案件处理的上述司法解释的缺陷在于：患者“经治不愈”或“久治不愈”语义模糊，在司法实践中不易操作。即“经治不愈”是否只要曾经治疗过（甚至一次）而未治愈，即可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久治不愈”的条件中如何把握“久”的时间长度？2年？3年或更长时间？这迫切需要作更详细的司法解释。至于案件中被告患精神病至少达5年之久，且审理过程中仍处于治疗之中，根据通常的认定标准，应属“久治不愈”。从比较法角度，国际上的婚姻立法也大多认为，夫妻一方患久治不愈之精神病，他方得请求离婚。但精神病必须达到严重程度并且持续一定时期而无法治愈，以致夫妻无法共同生活，才能成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如《比利时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231条规定：一方患有精神病或精神严重失常而引起夫妻分居达10年以上，并且分居已无可挽回时，如准予离婚不致严重影响其未成年的婚生子女或养子女的物质生活，可成为离婚的理由。

作者单位 山东省垦利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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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农民工居住权保护

钱贵


　　一、农民工的居住现状
　　(一)农民工居住条件恶劣
　　改革开放30年来，已有大量农村劳动力流人城市，农民工在城市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独立社会群体，其居住方式也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城市社会经济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农民工与城市户籍人口相比，在居住条件上存在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住房条件简陋
　　据建设部统计，首先在人均占有面积上，2002年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为22平方米左右，每户平均住宅建筑面积达到70平方米，农民工人均住房面积只有城市居民的1.3，拥挤是其最大特征。许多房屋还承担着工作等其他用途，建筑结构不稳定。再从住房质量指数上看，农民工的住房质量指数远低于当地居民。上海市农民工的住房质量指数是0.53，当地居民是0.84，北京市农民工的住房质量指数是0，钙，当地居民是0.82。因此存在着～种不和谐的景观，即一边是建筑标准较高的市民公寓、市民别墅，人均居住面积70—100平方米，而另一边则是农民工聚居的拥挤破烂的窝棚拉。
　　2、居住设施简陋
　　在厨卫及饮水方面，住房内无厨房的农民工占了45.7%，户籍人口仅为3.O%。炊事以煤气为主的农民工占76.8%，户籍人口为98.4%，但使用煤炭和柴草等较落后方式的比例农民工为2.3%，户籍人口为0.8%。厕所能使用抽水式马桶的比例农民工为25.2%，户籍人口为89.3%。无洗澡设备的农民工也很普遍，占76.9%，户籍人口为17.2%。饮用自来水的比重相对较高，农民工占全部家庭户的92.5%，户籍人口为99.8%。据统计，北京的流动人口家庭户中有59.4%，住房内无厨房，82.3%无洗澡设备，66.8%，无厕所，若参照联合国关于居住条件的分类，北京至少有半数以上的流动人口生活在近似于贫民窟的住宅中。

　　3，住房支出昂贵
　　在住房费用上，流动人口租房费用高于户籍人口，租房费用主要集中在l 00至500元之间，占75.3%，而户籍人口的租房费用在100元以下的占55.5%，其次是100至500元，占39.7%。这说明流动人口只能以市场价格租赁房屋，而户籍人口的房租费低于市场价格，很显然获得了一定的福利补贴。在购房费用上，大部分流动人口的购房费用集中在10万至30万元之间，约占53.7%，而绝大多数的户籍人口购房费用都在10万元以下，约占80.3%。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城市居民可以低价购买经济适用房和房改房，而流动人口因受户口的限制不能享受这些优惠政策。

　　4文化生活贫乏
　　农民工也需要精神食粮的补充，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目前，各级政府都把“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作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来抓，以确保党和政府的声音传人千家万户，丰富农民的业余生活。但是进城的农民工却因为流动频繁、经济条件差等原因而与这项文化工程“失之交臂”。不论是从三五成群的农民工在街上闲逛，还是从一些农民工挤在临街的小店看电视的情景，都不难看出他们精神生活的贫乏和对业余文化生活的渴望。
　　(二)农民工居住环境堪忧
　　1、在居住区位上，农民工郊区化居住特点明显大部分农民工因为房价等因素而在郊区居住。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尚未成熟，城市人口的分布还具有中心城区密度高、郊区密度低的特点，因而，郊区土地及住房都相对便宜，从而成为农民工聚居的首选区位。例如，北京市1996—2000年5年内由外省来京的农民工人口中，有61.9%，居住在近郊区，28.8%，居住在远郊区县。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北京、杭州、无锡、苏州的农民工在郊区居住的比率逐年上升而且占据了一个极大的比重，均达到60%以上。对于我国城市化不发达的今天而言，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聚居在社会公共设施不完善的郊区，也必然使得他们根本享受不到城市的公共设施与服务，以及其他城市便利。
　　2、在居住方式上，农民工与城市文明隔离严重农民工的居住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村落型”聚居，即集中租住城市边缘地区，形成居区，第二种类型表现为集中居住在单位宿舍或一工棚，第三种类型是分散居住在城市家庭中或分散于城中租房居住。前两种类型的聚居区都具有封闭、独立、与城市文明接触不多、游离于城市主流社会之外的特征，因此完全受到城市居民的排斥，第三种类型也不代表他们融入了城市，相反他们心理上的漂泊感更强烈。
　　3、在居住分布上，农民工聚居区治安令人堪忧流动人口主要聚居于环境条件较差的“城中村”，这些场所一般位于城乡接合部，社会治安状况比较差。由于这些地区缺乏有效的管理，这些地区成为犯罪高发区域，不能很好地保障农民工的生命财产安全。另外，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在近一两年里表现出人口由中心城区向郊区迁移的特点，中心城区人口向郊区的迁移逐步提高了郊区的土地价格，因此进入大城市的农民工获得住房的成本逐渐增加，许多农民工开始倾向于选择非法住宅。非法住宅常被称作“边缘住宅”，这类住宅所形成的聚集区常常是缺乏管理与服务的，汇集三教九流，容易成为藏污纳垢、滋生犯罪的场所。
　　二、立法保护农民工居住权
　　(一)居住权立法之必要性
　　居住权是公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是公民生存的基础，主要是指公民有获得适当居住条件的权利，其作为一项重要人权在性质上应属于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公民享有居住权意味着国家必须积极地提供和保障公民享有居住的机会和条件，它是一项积极的社会权利。
　　首先，保障居住权是国家义务。居住权的实现要受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资源状况、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背景以及个人、家庭收入等条件的制约，特别是对于低收入而又没有占有更多资源的人而言，实现居住权在客观上具有很大的难度。因此，仅仅依凭权利主体自身的努力并不能完全实现居住权，政府应该依法通过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给予中低收入群体以特别的物质保障，或者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创造条件、排除妨碍等方式，给予中低收入群体以特别的精神、道义保障，或者双管齐下，两者兼而有之。从这个角度而言，居住权是居民的权利，对于国家来说则是一项义务。
　　其次，确立居住权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当前由于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贫困化。同时也由于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而造成的贫困和中低收入群体相对剥夺感的不断增强，他们最先也最强烈地感受到了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本与代价。现阶段我国一些地方中低收入群体集体上访、堵交通、围攻政府等现象的不断出现，说明解决社会中低收人群体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了改革过程中不容回避的问题。而在城市中低收入者中，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群体占了很大的比例，他们的居住问题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农民工住宅问题如若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则势必会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
　　(二)确立居住权宪法权利地位
　　宪法上的居住权和民法上的居住权的内涵大相径庭，即宪法上的居住权是国家提供必要的房屋供公民占有使用，目的是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民法上的居住权是公民对自己或他人的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主要是解决具有某种血缘关系、长期共同生活关系或者其他特殊关系的公民之间对房屋的占有使用的权利的问题。要从根本上保证人民的居住权，最直揍、最有效的保障方法就是把居住权写进宪法。
　　首先，居住权是公民生存的基础。它与公民生活密切相关，在公民权利体系中居重要地位。我国宪法和现行法律尚无关于居住权的规定。而现实生活中征地拆迁等造成公民居无定所的事件司空见惯。社会弱势群体无力负担昂贵的房价，缺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问题日趋严重。确立公民居住权宪法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确立居住权的宪法地位是权利发展的必然趋势。居住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已得到很多国家宪法的认可。居住权与公民生活密切相关，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亦应该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成为公民重要的社会权利。到现代社会，人口日益增多，土地资源紧张，房价居高不下，严重地影响和制约了公民的生存与发展，居住权在公民的社会权利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是公民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居住权已经成为公民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权利，是公民享有其他权利的基础和条件。

　　三、制度保障农民工居住权
　　随着我国工业化的速度不断加快，更多的农民工会继续转移到城市，各省市纷纷出台“城中村改造”、“政府廉租房”等政策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了确立居住权宪法权利，还必须从制度上保证农民工的居住权，帮助他们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
　　(一)建立统一的户籍制度
　　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构建我国“平等国民待遇”的最大的制度障碍，也是造成农民工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居住保障的问题，让进城农民工享有市民待遇，就必须从我国的现状出发，从源头抓起，彻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全新的一元户籍制度，根本改变“同居一城，群体隔离”的局面，这样才能消除长期存在的二元体制，确保社会制度公正旧。
　　所谓一元制模式，是指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两种户口类型，实行全国城乡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户口，切断社会待遇与户籍之间的联系，恢复户籍的本来面目。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条件下，一元制优于二元制。首先，从公民权益的维度来看，一元制优于二元制。社会主义社会追求人们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但是，二元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传统户籍制度造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与二元制不同，一元制则实现了户口面前人人平等。人们获取利益的大小，不再取决于户口的等级，而是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其次，从经济发展的维度来看，一元制同样优于二元制。二元制模式一方面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状态。
　　当前，我国各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户籍制度改革所面对的条件也不同。因此，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阶段，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要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允许各地实行不同的方式改革户籍制度，以最终实现一元户籍制度的目标旧。
　　(二)完善居住权配套法律制度
　　农民工作为城市里的弱势群体，由于社会地位较低，当自己的居住权益受到侵害时，不知如何保护。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资本同雇佣方讨价还价，更别期望雇佣方会重视解决他们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住房了。这时就需要政府出面，通过国家和地方法律制度来保障和维护他们的居住权益。而我国自1998年以来，政府虽然颁布了许多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方面的管理办法，如《关于大力发展经济适用房的若干意见》、《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等，但这些都是依靠行政手段进行保障的，立法方面的保障极为匮乏。而且，这些管理办法无一例外都是针对城镇居民的，几乎没有涉及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为此，我们应该加强流动人口住房保障的立法工作，用法律的武器来保障他们的居住权益。
　　此外，有了相关的法律条文以及规章制度，还需要相关的政府机构来监督实行。经验表明，没有强有力的执法机构，即便立了法，作用也不大。为了保障流动人口的住房政策的顺利执行，有必要建立专门的运作机构，负责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其主要职能是，根据城市的总体规划和住房发展规划，制定针对城市内的流动人口住房发展规划，制定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的各种规章制度、政策和措施，组织协调政府相关部门展开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的各项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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