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人民政府


汕府令第127号


　　
　　《汕头经济特区出租汽车管理规定》已经2011年7月26日汕头市人民政府第十二届8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9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汕头经济特区出租汽车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提高出租汽车客运服务质量，保障乘客、驾驶员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出租汽车行业发展，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汕头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特区范围内的出租汽车客运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主管特区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工作，组织实施本规定，并统一负责金平区、龙湖区和濠江区的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工作，其所属的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机构按照规定职权，承办出租汽车客运管理的日常工作。
　　澄海区、潮阳区、潮南区和南澳县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工作。
　　城乡规划、公安、监察、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住房和城乡建设、物价、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税务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出租汽车客运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四条　出租汽车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可以依法成立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开展行业自律，促进和维护公平的市场秩序，教育和督促会员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行业职业规范，按照协会章程对出租汽车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理。
　　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应当在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和交通运输协会的指导、监督下开展工作。
　　第五条　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应当依法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和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出租汽车应当取得车辆道路运输证后，方可投入营运。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对出租汽车每年进行一次审验，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参加审验。
　　第六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经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从业资格考试合格，取得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从业资格证后，方可从事出租汽车营运活动。
　　从业资格证应当与驾驶员所驾驶出租汽车或者所属企业的信息一致。
　　第七条　出租汽车行业协会、经营者和驾驶员应当自觉维护出租汽车客运行业稳定，不得利用出租汽车聚众滋事，扰乱社会秩序。
　　第八条　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将出租汽车交由非本企业的驾驶员或者未取得从业资格证的驾驶员营运；不得出租、转借车辆道路运输证；
　　（二）按照规定设置出租汽车的设施、设备和服务标志，在指定位置安装出租汽车标志灯、计价器和空车待租标志，喷涂出租汽车公司名称以及张贴统一价目表和监督投诉电话号码；
　　（三）接受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四）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有关规定。
　　第九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事营运活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上客后启动计价器，抵达目的地后按照规定使用计价器收费，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者变相多收费;
　　（二）收费时按照规定出具发票;
　　（三）不得违反规定拒载或者未经乘客同意招揽他人同乘，不得违反规定中断运送服务或者未征得乘客同意更换车辆；
　　（四）乘客要求的路线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规定的，按照乘客要求的路线行驶，乘客未提出要求的，选择距离最短的路线行驶;不得无故绕道行驶;
　　（五）携带车辆行驶证、驾驶证、车辆道路运输证，在车内规定位置放置本人从业资格证;
　　（六）驾驶的出租汽车暂停营运时，应当摆放暂停服务标志，不得显示空车待租标志，夜间应当熄灭标志灯；
　　（七）不得将出租汽车交由未取得从业资格证的驾驶员营运；
　　（八）不得出租、转借车辆道路运输证或者本人从业资格证；不得使用他人的从业资格证，或者驾驶与本人从业资格证信息不一致的车辆；
　　（九）交接班、车辆需检修以及计价器失效、失准或者没有安装打印发票时，应当停止营运并显示“暂停营运”标志；
　　（十）接受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十一）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有关规定。
　　第十条　非特区出租汽车不得提供起点、终点均在特区内的营运服务。非特区出租汽车需在特区范围内运载回程乘客的，应当在指定的出租汽车回程候客点载客。非特区出租汽车空车返程行驶或者在道路停靠以及在指定的出租汽车回程候客点以外候客时，应当显示“暂停营运”标志，夜间应当熄灭标志灯。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指定的回程候客点。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乘客可以拒绝支付运费：
　　（一）出租汽车没有安装计价器的；
　　（二）出租汽车驾驶员不按照规定使用计价器收费或者计价器显示运费金额不清的；
　　（三）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出具发票或者发票不清晰的；
　　（四）出租汽车在起步价里程内发生故障或者交通事故，未完成运送服务的；
　　（五）出租汽车驾驶员无故中断运送服务，或者未经乘客同意绕道行驶、招揽他人同乘、更换车辆的。
　　第十二条　乘客有权对出租汽车经营者、出租汽车驾驶员和有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投诉举报。
　　鼓励新闻媒体等单位和个人对出租汽车经营者、出租汽车驾驶员和有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
　　投诉举报人应当提供姓名和联系方式、投诉举报的事实、被投诉举报的出租汽车号牌或者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号码等。
　　第十三条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投诉举报和监督受理制度，公布受理投诉举报和监督的电话、信箱或者电子邮箱等，接受投诉举报和监督。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投诉举报和监督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或者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协助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调查投诉举报和监督事项，并自接到协助调查要求之日起五日内，书面报告办理情况。
　　第十四条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投诉举报奖励制度。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投诉举报人的信息予以保密。
　　第十五条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出租汽车经营者的经营行为、服务质量、安全生产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综合评价，实行质量信誉考核，并定期向社会公布监督检查情况和质量信誉考核结果。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收回出租汽车经营权，或者全部（部分）收回出租汽车运力指标，并注销相应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或者车辆道路运输证：
　　（一）经营者不按规定直接经营的；
　　（二）经营者非法转让出租汽车经营权的；
　　（三）经营者通过收取高额风险抵押金、高额承包费等方式转嫁经营风险的；
　　（四）经营者在经营权期限内放弃经营权或者无正当理由一年内中止经营累计满一个月的；
　　（五）经营者或者驾驶员被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但逾期未改正的，或者一年内两次以上被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的；
　　（六）经营者的企业质量信誉考核连续两年不合格的；
　　（七）同一辆出租汽车的经营行为一年内被处罚或者因服务质量被有效投诉三次的。
　　第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五条规定，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从事非法营运的，由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营运，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不按照规定参加出租汽车审验的，由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或者现场不能提供合法有效证明的，可以依法暂扣车辆，并在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第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八条、第九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出租汽车经营者处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出租汽车驾驶员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一）将出租汽车交由非本企业的驾驶员或者未取得从业资格证件的驾驶员营运的；
　　（二）出租、转借车辆道路运输证或者从业资格证的；
　　（三）使用他人的从业资格证，或者驾驶与本人从业资格证信息不一致的车辆的；
　　（四）拒绝接受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的。
　　第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八条规定，未按照规定设置出租汽车的设施、设备和服务标志，未在指定位置安装出租汽车标志灯、计价器和空车待租标志，喷涂出租汽车公司名称以及张贴统一价目表和监督投诉电话号码的，由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条　违反本规定第九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百元罚款；有下列任一行为累计满二次的，处一千元罚款：
　　（一）不按照规定使用计价器收费的；
　　（二）违反规定拒载或者未经乘客同意招揽他人同乘的;违反规定中断运送服务或者未征得乘客同意更换车辆的；
　　（三）不按照乘客要求的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的路线行驶或者无故绕道行驶的。
　　违反本规定第九条规定，未携带车辆道路运输证或者未在车内规定位置放置本人从业资格证的，由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规定第九条规定，交接班、车辆需检修以及计价器失效、失准或者没有安装打印发票时，没有停止营运并显示“暂停营运”标志的，由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条规定，非特区出租汽车未在指定的出租汽车回程候客点运载回程乘客的，由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非特区出租汽车空车返程行驶或者在道路停靠以及在指定的出租汽车回程候客点以外候客时，没有显示“暂停营运”标志或者夜间没有熄灭标志灯的，由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有本条前款规定行为的，可以要求驾驶员中止营运并到指定地点接受调查处理。
　　第二十二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一年内违反本规定被处罚或者因服务质量被有效投诉一次的，停业学习二天；满二次的，停业学习三天。
　　出租汽车驾驶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暂停其从业资格，并要求其重新学习考试;考试合格的，方可继续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活动：
　　（一）一年内违反本规定被处罚或者因服务质量被有效投诉满三次的;
　　（二）发生重大以上道路交通事故并负主要责任的;
　　（三）将出租汽车证件出租、转借他人使用的;
　　（四）将出租汽车转包给他人经营或者自行聘请驾驶员的。
　　第二十三条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部门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规定办理出租汽车有关许可手续的;
　　（二）未按规定履行监督管理职能，不文明执法的;
　　（三）未按规定受理投诉，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对违法行为未依法制止、处罚的;
　　（五）泄漏投诉举报人信息的；
　　（六）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2011年9月1日起施行。





论 文

题目：知识产权法典化可行性析


姓 名 陈 进


二00四 年 12 月 9 日



知识产权法典化可行性分析


内容摘要：学界有人提出知识产权法典化的倡议，笔者经过分析认为尽管知识产权法典化对于社会生活有诸多好处，中国目前也存在知识产权法典化的一些条件,但由于其体系内存在许多重要的缺陷，目前看来尚缺乏现实可行性。但是这也并非意味着知识产权法典化绝对不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产权法学思维水平的提高，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从而造福人类。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 法典化 可行性
（一） 知识产权的概念
　　对知识产权概念的理解和把握，关系到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理论建设基石的稳固和政策的正确。知识产权的称谓来源于18世纪的德国，将一切来自知识活动的权利概括为知识产权的主要是著名比利时法学家皮卡弟，这一学说被广泛传播，得到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承认。对我国来说，知识产权是个外来语，是对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的一种翻译。对知识产权的概念，我国学术界各种观点和争论颇多。概括地说，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范围说或列举说；第二，概括说；第三，无形财产体系说。所谓范围说与概括说分别从被研究对象的一翼入手、深入，范围说着重在知识产权所涵盖的范围上，让人们对知识产权都包括什么权利一目了然；概括说不满足于对知识产权范围中权利"帐单"的列举，试图把握和概括知识产权的本质，但有时又嫌有些牵强附会。无形财产体系说看到了人们对知识产权概念认识的不满足，力图作出新的概括，解决人们在认识中、认识与实践中存在的矛盾，意义重大。但以无形财产体系的新的概括代替已经约定俗成的知识产权，不但在国内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存在理解问题，而且在与国际交往中也会使国际同行产生某种程度的沟通困惑，还不如就说大家都懂的"INTELLECTUAL PROPER RIGHT"（知识产权）来得痛快。
　　如果进一步深入分析上述关于知识产权概念的三种主张，发现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虽有侧重点的不同，但很难就说它们那一种主张就是片面的。因此，在分析当今各类被通称为知识产权法保护范围的基础上，应当首先着力把握被知识产权所保护众多对象的本质：既注意保护对象的整体本质，又要注意每一类保护对象与其它对象的本质差别；然后（或同时）掌握其整体和每类所保护的确切范围，并将其本质和范围两者结合起来，以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知识产权的概念。
　　笔者认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是一种"信息"，此种信息依附于一定的载体之上。不断被复制的这些载体，在市场上价值的体现主要在于其所蕴含的信息。此种信息主要来源于人类的智力创造性劳动，信息的属性是人类智力创造的一种知识财产和相关的精神权益；而知识产权则正是此种知识财产和精神财富在法律上的体现。因此，根据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和国内知识产权法界定的保护范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智力创造的知识财产及相关精神权益是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客体，知识产权是知识财产和相关精神权益的法律体现，是国家法律赋予智力创造主体并保障其创造的知识财产和相关权益不受侵犯的一种专有民事权利。其权利内容及范围，以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或公约和我国知识产权立法规定的范围和表现形式为准。它是一种绝对权或对世权，任何人都有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义务。一旦侵害了他人知识产权，就违反了某一民事主体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就要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二）知识产权法典化的概念和条件
　　近几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扩张，改变了世界经济形态和发展进程。人类从传统的以资本、劳动力、土地等为生产要素的工业经济时代，开始走向了新兴的以知识为核心生产要素的第三次经济革命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总是要求有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一定经济基础，也必然要求有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知识经济的发展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以保护新知识、新经济中蕴涵的先进生产力。正如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以及为满足社会生活需要而必须进行市场交易形成的债权要受到法律的确认一样，人类脑力劳动所获得的非物质知识形态产品等财富也必须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知识产权的法典化也就是将知识产权的保护提升到一个法律角度，建立专门的法律或者在总法中确定细则来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
　　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知识创新，而知识产权制度正是从产权的角度，赋予创新的权利人以一定时期的独占权，从而回收创新的高额投入和收益，以推动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建立，为"知识"走向"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它极大地发挥知识产权的价值，实现权利人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充分调动人们进行创新的积极性。同时知识经济注重对知识资源的占有、生产、利用和传播，而知识占有权利的确认、知识生产和流通秩序的维护和调整，以及对权利人专有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冲突的平衡，都有赖于知识产权法律的界定、规范和保护，从而保证最大限度的发挥"知识"的价值，以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
知识产权制度是近代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是近代知识产权制度兴起的时期，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在西方国家陆续产生。上述法律尚未以知识产权的名义实现体系化，都是以单行法的形式出现，既没有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也没有将各个法律进行整合而编入民法典。大陆法系国家承受了古罗马法典化的传统。作为近代范式民法典的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其编纂活动分别完成于19世纪初叶与末期，该民法典体系取材于罗马法的《法学阶梯》或《学说汇编》。这些国家的知识产权立法早在民法典编纂之前大体就绪，且这些新兴的财产权制度又多为英国的“舶来品”，因此现代欧洲大陆的范式民法典未能将知识产权制度纳入其体系之中。从这些国家的经验中我们可以得知知识产权法典化的一些条件。
　　20世纪以来，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尝试将知识产权制度编入本国民法典，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兴起的第二次民法典编纂运动中形成高潮。已经完成或准备规定的立法例有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1992年荷兰民法典、1994年俄罗斯民法典、1995年越南民法典。其中，荷兰民法典原规定第9编为“知识产权”，由于知识产权法含有许多行政法、刑法以及程序法的规范，考虑立法技术上的困难而被取消。[1] 此外，欧共体先后制定了统一商标法、专利法等，而不允许成员国进行补充和修订，作为欧共体成员的荷兰也就失去另行编纂的必要。[2] 俄罗斯民法典原规定第5编为“著作权和发明权”，没有包括专利权和商标权。事实上，其“著作权和发明权”编至今未能完成，而专利权和商标权早已以特别法的方式颁布。作为独联体国家的“示范民法典”，未能完成世人关注的这一立法工作。从仅有的几部包含知识产权编的民法典来看，可以说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但未必是值得效仿的先例。这些民法典的起草者采取了两种立法方式：一是将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则全部纳入民法典，这无疑是法律规范的位置平移。其中，著作权法多为私法规范，采取整体编入未尝不可，而对于含有诸多公法规范的工业产权法来说，很难在立法技术层面做出妥善安排（如越南民法典）；二是从各类知识产权中抽象出共同适用规则和若干重要制度规定在民法典中，但同时保留各专门法。此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权立法的纯洁性和形式美，但其实质意义不大，且在适用中多有不便（如意大利民法典）。
与上述法典化道路不同，法国寻求的是另外一种途径，即编纂专门法典。1992年，法国将23个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单行法规整理汇编成统一的法典，这是世界上知识产权领域的第一个专门法典。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既是法国大革命以来二百多年相关立法经验之结晶，也是回应当代经济、技术发展进行制度创新之成果。但是，该法典并没有改变其作为民事特别法的基本地位和本质属性，其理由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首先，在法国，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商法依然是基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换言之，法国知识产权法典与法国民法典是体系分立的两部法典，但并非是地位平行的两部法典。其次，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是专门法规系统化的特殊形式。法国立法者将知识产权的各种单行立法进行整合、编修，实现了法典编纂的基本要求但是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显然遗漏了法典编纂的一个要素，即缺乏各项知识产权制度共同适用的原则和规则，立法者未能设计出一个与民法典相同的总则。正如该法典中文译者黄晖博士所指出的那样，“1992年颁布法典时只是将当时的知识产权各部门法汇集到一起，体例上仍然保持相互独立，1994年为加强反假冒力度修改法典时也只有遵循这一体例”。[3]由此可见，在立法技术上，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是各类法规的汇集，是专门法规的系统化，它没有改变知识产权制度作为民事特别法的根本属性。尽管如此，法国立法例所取得的成就是值得重视的。除法国外，据说荷兰目前也准备在民法典之外编纂独立的知识产权法典。
　　知识产权制度法典化的上述两条途径对于中国的相关立法都是具有借鉴意义的。目前，中国民法典草案正处于法条草拟、专家论证阶段，对知识产权制度作如何处理，当是不容回避之重大问题。民法典草案是否接纳知识产权制度，赞成派与反对派的意见各执一端。赞成派主张在民法典的框架内专编规定知识产权，其理由是：国外已有民法典系统规定知识产权之立法例，中国民法通则（1986年）亦在“民事权利”中，专门规定了各类知识产权。因此这一制度应成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笔者与一些民法学者、知识产权学者反对将知识产权纳入民法典。比较各国立法例，本人得出如下结论：凡是范式民法典都无知识产权编，凡是编入知识产权的民法典都不是范式。
　 （三）中国知识产权法典化已具备的条件和利处
　　法典化的重要作用从世界各国的立法经验来看，大陆法系国家都以民法典的颁布作为其法制成熟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判例法以经验主义为特征，形式合理性的水平低，成文法特别是法典化的成文法则相反，比较符合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且它要求成文法有统一的格式、规范化的语言文字，并能够联结起来组成一个协调的规则体系，这个体系在整体上有逻辑上的连贯性和条文之间的关联性，它覆盖着社会所有领域，因而能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提供标准和方法。”[4]这种观念在知识产权领域同样适用，知识产权法典化有诸多好处，可以解决我国立法和司法领域出现的诸多弊病，对于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可以提高立法层级，为各类行政规章的制订提供依据，从而保障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由于我国知识产权法律规则极不健全，存在很多法律调整的空白。这些空白在很多方面是通过国务院各部委的规章及地方政府颁布的地方性规章予以填补的。但是这种“规章调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规章的制订常受到部门和地区利益的主导，很难像法典的制订那样，在制订时要照顾到全社会的利益。而如果构建知识产权法典，尽可能将成熟的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置于统一的法典中通盘考虑，必将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门的局限性与部门的利益化倾向，消除权利冲突，形成内在和谐的规范体系，有助于加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科学化，从而使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2、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
　　我国在传统上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法官的判例不能作为法律的渊源。法官并无制订法律的权力，而只能适用法律，以处理各项纠纷。如果缺乏系统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必将会使法官在处理案件时，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从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另外由于我们在立法方面历来主张宜粗不宜细，所以，许多规定都非常原则，不便于实际操作。由于法律规则过于抽象和原则，加之非常简略，给法官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不仅有助于法律规则的完善，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且有助于减少、克服司法腐败、裁判不公的问题。
　　3、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有利于加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种类繁多，并且容易交叉。且我国知识产权法由不同的行政机关负责起草、分散制定，比如著作权法由国家版权局起草，专利法由中国专利局起草，商标法由国家商标局起草。这种条块分割的立法结构，显然不能顾及整个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和逻辑性，表现为知识产权法内容分散、零乱，存在大量的空白遗漏、重叠交叉，甚至相互冲突。如果建立知识产权法典的话，经过仔细的梳理和规划，部门利益被尽可能的忽略，公众利益最大程度的被予以考虑，上述凌乱不堪的状况将为之改观，。
　　4、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有利于贯彻知识产权的私法理念虽然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同时顾及公共利益，适当的公法规范不可或缺，但是知识产权毕竟首先是私权，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在现实中许多知识产权的客体，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商号、证明商标、域名等，在我国都是或主要是接受行政方面的法律、法规甚至规章等公法的调整，这与知识产权是私权的性质不相协调。因此，知识产权法典化有利于贯彻私权理念，帮助知识产权体系恢复其本性，实现系统的和谐性，从而保障权利人的利益。［５］
　　（四）知识产权法法典化之不可行性
　　尽管知识产权法典化有上述诸多意义，“看上去很美”，但是事实上这种设计目前来看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它离法典化的要求还相去甚远。
　　法典是人类法律理性思维长期积淀的结果，它是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基于《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两部伟大的里程碑式立法，人们将法典理解为“体现理性的法典”，是“在某种理论指导下，按照一定概念体系进行的全面编撰，是具有确定性、系统性及内在逻辑性的和谐统一体。”[6]因此，从规范技术上说，典型的法典应当具有内在的严密的逻辑性和形式性无矛盾的原则性。从目前来看，知识产权法律尚不能满足这些要求。
　　1、从保护对象的稳定性来看民法典的稳定性及系统性首先来自其保护对象的稳定性。传统民法典的财产权基本上是物权（债权只是物权的流转关系而已）。物权的财产对象基本上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或称“有体物”。而这些财产对象的特征是非常统一的，它们都是有体的，具有相同的外部特征，同时又具有各自的特性，具有自然排他性，能够公示对抗第三人。这种保护对象的稳定性和统一性直接决定了民法典可以以相同的原则和相应的规则对其进行规制。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是如此的纷繁复杂，以致于其既有的原则和制度经常被突如其来的对象冲击得阵脚大乱。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很多新生事物涌入了知识产权领域。除了传统的商标、专利和版权外，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知识经济、计算机、互联网、域名、商业外观、商品特有名称、商业方法、集成电路、数据库等很多知识产权方兴未艾；此外，最近传统知识、遗传资源、民间文学等语词又在知识产权法学中呈现。这使知识产权理论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比如数据库、软件的价值在于其功能性却被著作权法作为文字作品进行保护，商业秘密的保密性与知识产权一般须公开的特征相背离，民间文学纳入著作权法保护却没有具体权利主体等等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保护对象的多元化、善变性使的知识产权的法典化缺乏必要的对象基础，成为空中楼阁。
　　2、从内在逻辑统一性来看传统的民法典具有严格的逻辑统一性，其根源在于其保护的财产对象与财产权主体的无逻辑矛盾的占有事实。如前所述，传统民法典的保护对象具有相同的客体特征和外在形式；同时传统民法上的“人”，也是个性化的“特定人”。这样，传统民法的逻辑前提符合形式逻辑的规则：个性化的人，对特定物的占有能够产生无逻辑矛盾的确权；对商品生产中产生的竞争与利益冲突，传统民法能够给出一个非常符合“形式正义”的答案。与此不同，知识产权的对象是知识产品，它具有主观性。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基本上是基于对“创造性信息”的外部载体特征和内在价值属性的区分而设立的。基于此，创造者对于创造性信息的“特定性占有”就具有逻辑矛盾了，即个人对创造性信息的占有事实不能排斥他人的合法占有。[7]因此，以传统民法对形式理性的要求来看，知识产权内在规则就很难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了。而缺乏内在逻辑统一性的体系很难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与法典化的要求相去甚远。
　　3、从话语体系的严整性来看，基于其内在的逻辑统一性，传统民法设定了一系列精确的、科学的、行之有效的话语体系。物权被设定为绝对的对世权与对人权。物权法定主义、一物一权主义、物权的追溯力原则等等，成为维护这个体系的有效原则，相应的具体制度也设计地精巧而实用。而现存的知识产权制度中所使用的语言缺乏理性的定义和限制。这些语言或者是行政机关习惯用语、技术专家的专业用语或一般规约性质的习惯用语或法律隐语。至今尚没有严格法律概念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到底是什么进行界定。比如，到底什么是“作品”，什么是“技术”，什么是“方法”等，其内涵和外延不断演变，至今都没有确定的定义。再比如，商标法保护的内容事实上已经拓展为在营业活动中，用以标识产品来源、表彰自己身份、证明产品质量以及表明其它营业情况的识别性标记，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商号、地理标志等等多项内容。但仍被简称为涵义相对狭窄的“商标”，从而混淆视听（有学者将其统称为营业标记，不无道理）。还有，商业秘密也不是严格法律术语，而是对商业领域价值信息的法律俗语。一部法律的基本概念的语言都缺乏严格的定义，其科学性也就很难保证了，更别提进行法典化了。
　　4、从财产保护原则的明晰性来看法典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规则的原则化、原则的秩序化，有一系列明晰而科学的保护原则是法典化的先决条件。当我们对一个争议的财产对象及其法律属性缺乏认识的时候，我们就无法设立对该对象的统一保护原则。缺乏原则的体系难免出现内部矛盾，而一个内部不和谐的体系有何以谈得上法典化呢？
　　民法基本原则植根于传统商品经济运行模式，从来都有调整个别规则有效性、维护法律正当性、合理性、公平正义的功能。但是在知识产权领域，其保护原则是模糊的，甚至是缺失的。我们知道随着其自身体系的发展，知识产权调整的范围发展到了整个人类智力生活领域的创造成果。而这些创造成果的性质并不尽一致。从总体上看，人类的智力成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生产而进行的知识活动，可以被确认为私有财产权；一类是为了人类知识总量的增加而进行的知识活动，比如科学发现，不能被确认为私权。这两类活动的直接目标是不同的。前者主要是为了确定个人对智力成果的独享权利，而后者则主要是为了人类共享知识成果，这是相互矛盾的价值理念。[8]由于这些内在原因，知识产权至今没有找到明晰而统一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到在知识产权的不同领域里，原则分立，甚至互相掣肘的也不在少数。由于缺乏统一的基本原则，在专利领域甚至出现了阳光底下的一切事物皆可专利的可怕趋势。
　　5、从权利的性质来看传统民法典主要调整私权，在整个民法之中，行政权力直接干预的现象比较罕见，公法色彩并不浓厚，其保护原则和具体制度因之天然具有自治性。而知识产权却是公化私权，这直接导致了其保护原则和具体制度的二重性。知识产权法在传统上也被认为是私法之一部，但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比如发明、作品，不仅关系其权利人利益，而且还攸关社会公共利益，有的发明的诞生甚至影响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而调整有形财产的物权法的保护对象，比如房屋、土地，主要关系权利人的利益，虽也肩负相当的社会功能，但其作用远逊于知识产权保护对象对社会公益的影响。因此，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如何寻求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为知识产权法诞生以来的重要使命。与此相适应，公权力广泛介入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协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因此知识产权法中的行政法律规范，比任何其他私法部门都广泛、细密、复杂得多。[9]这种公私兼有的特性若继续存在着，只会造成法典保护方式的矛盾与断裂。但倘若删除这些与私法规范唇齿相依的公法规范，知识产权又失去了其本性，其存在的意义又大为减少。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知识产权法典化也不可行。
　　从上述几个角度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保护对象的多元化、善变性，使整个知识产权体系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缺乏统一的财产保护原则，也没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当然就无法形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总则编。而没有总则指导下的分则只会凌乱不堪，进而整个知识产权也就无法形成一个严密而自洽的话语体系，建立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这一努力也只能是水中花、镜中月了。
　　（五）结论
　　未来之路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知识产权的法典化目前来看不具现实性。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此确定上述的知识产权法典化的诸多好处将只是人类的“南柯一梦”呢？笔者认为却也未必。综观人类历史，就是从混沌走向澄明的一个过程，成熟民法典的制定也是几千年来人类法学理性思维及实践的结晶，知识产权的法典化也有一个酝酿、诞生及至后来瓜熟蒂落的过程。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尽量的梳理、完善知识产权的相关理论和制度，使其在调整社会生活时起到积极而有效的作用。等到我们的理论和实践准备足够充分时，再谈制定知识产权法典就水到渠成了。尽管知识产权法典化对于社会生活有诸多好处，但目前看来尚缺乏现实可行性。但是这也并非意味着知识产权法典化绝对不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产权法学思维水平的提高，很有可能在不员的将来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从而造福人类。
　　现实中，知识产权法学在我国还是新兴的学科，许多基础的问题尚争论之中。而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的新的事物次第出现，又给学者提出许多新的论题。再加上许多学者的研究多跟随国外的进展，所以关于知识产权的总论及法哲学研究还属欠缺。但关于总论及法哲学的研究却非常之重要，希望学界能在这方面予以加强，这对于知识产权体系的严密性、系统化必将益处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