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吴天爵等与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房产纠纷案的批复

1985年3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84）法民字第10号关于吴天爵等与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房产纠纷案处理意见的请本报告及补充调查材料收悉。根据报告的材料，经研究我们认为，你院第一种意见，即将此房做为吴天爵等与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双方共有较为妥当。希望你院在确认共有和保护双方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从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生产出发，多做各方工作，争取调解解决。

附一：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吴天爵等与新宾集体饮食服务店房产纠纷案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审理吴天爵等与新宾集体饮食服务店房产纠纷案中，遇到一个政策问题，由于把握不准，特请示如下：
原告吴天爵，男，66岁，宾阳县百货公司退休工人，住芦圩镇红旗街212号；黄万灵，女，69岁，宾阳县百货合作店退休工人，住新宾镇仁爱街138号，与吴天爵系叔嫂关系；被告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争讼房屋座落宾阳县新宾镇仁爱街134号铺屋（平房，面积46．25平方米、另前骑楼面积15．19平方米，总价值2751元），现是被告营业使用。
讼争房屋的基地上原有原告父亲吴惠泰（1956年去世）的房屋一排三间，门牌为134号、136号和138号，1939年136号房屋被日本飞机炸毁，134号被震塌，剩余断墙高者一米，低者几寸，138号房屋完好无损，吴惠泰家（下简称吴家）为居住安全，将炸塌的砖块在134号、136号东面断墙和134号南面断墙上垒起约2米高的垒墙，成为自家的一个院子。1947年林世布、肖其祥二人征得吴惠泰同意，在其134号基地的前座搭盖一间简易房屋作修补皮鞋铺面使用，建屋材料及资金是林、肖各投资谷子六担，购买木料、木皮、灰沙和雇工一人，并直接参加建房劳动，还使用了吴家的桁条五根和六千多块砖。建屋时就地利用吴家原来垒起来的134号南面的垒墙加高成峰山墙，拆掉134号东面垒墙，改为木板门面，另垒了西面和北面两幅墙，搭盖成一间面积约30平方米、山墙高4米、屋檐墙高2．5米，木皮天面结构的房屋。林、肖二人当年搬入使用，由于建屋时林、肖、吴三方对于使用吴家之宅基地、砖块、桁条，没有言明系租用、借用或投资，林、肖二人每年自动地给吴家一或二担谷子。1948年下半年肖被国民党征兵走后，该屋由林世布一人使用。1951年9月28日林世布立字据将该房的上盖（不含垒墙）折价20万元卖给黄玉全（字据全文：“本人目前修建新市场仁爱街27号门牌木皮屋一间，所有修建费经本街农会调解，由黄玉全补出人民币20万元。上盖即归黄玉全管业，已于1951年9月28日如数交本人收讫，今后该屋一概与本人无关，恐后纠纷，特立此条交黄玉全收执”）。吴惠泰对此无异议。于1952年1月7日吴惠泰向人民政府办理领取了该号宅基地的《房基地契证》；因为该号房屋天面不是吴家所盖，吴惠泰所以不能领取该屋的《房产契证》，而黄玉全亦因为只有该屋天面材料所有权，而砖墙却是吴家的，所以同样不能领取该号房屋的《房产契证》。黄玉全买下该屋上盖后，经营车缝业，每年照样给吴家交谷子一担。1952年黄玉全经吴惠泰同意，自行投资、投料，对该屋进行修建，添泥砖、更换木料，把原房屋升高、伸长二米，木皮盖改为瓦盖，以后每年交吴家二担谷子。1955年黄把房屋出租给新宾供销社，年租四担谷子交给黄，再由黄转交二担给吴家，1960年吴家要求该二担谷子由自己直接收取。供销社租用期间对房屋作了些修理，添砖加瓦等。1962年黄又将屋转租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年租金24元，由店方分别交吴家、黄家各一半，1966年“文革”开始后，店方以土地是国家的为理由，停止了给吴家交租，只交黄家一方的租。
1972年黄玉全要卖房屋上盖材料，吴家提出异议，责令黄将其材料拆走，最后黄玉全背着吴家于1972年4月4日立字据将该屋面全部材料折价175元卖给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立字全文：“《卖屋说明书》现将本人劳动建在新宾红卫街7号门牌的一间屋面全部材料卖给新宾镇饮食服务店，全部屋面材料是指屋瓦、桁条仁皮、门口等，不包括墙根、烧砖、泥墙。经双方同意按折旧作价，议定价格为175元，自1972年4月4日交款之日起，全部为饮食店所有。关于该屋烧砖原属吴惠泰家的，泥砖是1957年供销社租做书店时添补下去的，今后对这些烧砖、泥砖如何处理，均由饮食合作店负责”）。该字据并有新宾镇革委会财务服务组和新宾镇红卫街革委会签章。吴家获悉后，曾向黄玉全提出异议。
1979年原告吴天爵、黄万灵向宾阳县芦圩人民法庭起诉称：此屋是其家老人交钱给林世布、肖其祥买木料在其围墙基础上盖成木皮房屋，出租与林、肖二人的，属其家的房产，并要饮食店补交16年租金。被告方答辩称，此屋曾经合法手续买得，宅基地是国家的，屋属店方财产。诉讼期间，原告黄万灵于1981年1月持吴惠泰1952年领取的该号宅基地的《屋基地契证》到新宾镇地财处申请换取房屋契证，由于地财处工作失误，给予其换发了《房屋产权证》。吴家领得该房屋契证后，遂于1982年1月29日强行搬入该屋居住，并毁坏店方营业设施，拆毁灶台、洗碗池，把全部营业用具、燃材料搬出大街甚至打烂部分用具，鸣放鞭炮，给围观群众发香烟糖果等。致使店方停止营业77天。
原审宾阳县人民法院于1982年4月21日（82）民字第6号判决书认定：双方争执的地方，原告人的父亲于解放前虽建有房屋，但后来已被飞机炸塌成了基地，现在此基地上的房屋，不是原告人也不是原告人父亲所建，故该屋产权不是吴家的。判决：一、新宾镇仁爱街134号房屋属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所有；二、新宾地财处发给吴天爵等人的新宾镇仁爱街134号房屋契证无效；三、吴天爵等人强行侵占该屋77天，给该店造成损失计770元，除对销原属吴家的旧火砖价值685元外，吴家还要赔偿85元。
原告吴天爵等不服第一审判决，持原诉理由上诉。
第二审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83年1月28日（83）南地法民字第2号判决书认定，上诉人说该屋是其父亲1947年建造没有事实根据；上诉人以该屋房产证为据，查新宾地财处已于1982年2月23日通知此证作废，不能作为证据，吴家给该店造成的损失应负责赔偿，属借用吴家的火砖应按价折款偿还。判决：一、上诉无理，予以驳回。维持原审判决第一和第二项（即争议房屋属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所有；新宾地财处1981年1月26日发给吴天爵等人仁爱街134号房屋契证无效）；二、撤销第三项；三、改判吴天爵等人强行侵占134号房屋造成饮食店营业损失770元和毁坏灶台等设施损失计款140元应由吴天爵等人负责赔偿；吴惠泰以前借以使用的火砖计折款661元，由饮食服务店偿还。赔偿款与偿还款相抵销，吴天爵等人应补偿饮食服务店258元。
终审判决后，饮食服务店对房屋作了较大的修理，投资千元左右。该店在买得天面产权之后，还扩建了骑楼。
吴天爵等对第二审判决仍然不服，提出申诉。我院经调第一、二审案卷审查，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吴天爵等人所诉“该屋是1947年其父给钱林、肖建造后出租给他们的”一节，无事实根据，但是对争讼房屋产权的认定，有如下意见：
一、林世布1951年言明将该屋上盖（不含垒墙）卖给黄玉全，以及黄玉全1972年将天面材料卖给饮食店，手续清楚，言明买卖关系应承认其有效，但卖天面材料不等于卖房屋，房屋是由吴家的宅基地（产权当年系吴家所有）、砖块（其中有一幅墙是吴家原来所垒）和黄玉全的天面材料所构成，按价值吴家比黄家价值高数倍，虽未言明共建，但实际上是房屋构成不可缺少的部分。原建房屋应属于双方共同所有，各占一半产权。调解解决由吴家将产权部分折价归饮食店所有。
二、1939年吴家原屋被炸毁后，长期不建筑上盖，当时仅剩下很矮的残墙，已属宅基地，不是房屋，是别人借用地基、出劳力，利用原来的砖块搭盖了简易之木皮屋，原交租也是属于交地租，后林世布转卖黄家，再经黄家出资改建为砖墙，瓦面结构房屋，吴家没有投资，也没有言明为共有，因此，房屋产权不应吴家所有；但当时搭盖木皮房屋及黄家改造时均系用原来被飞机炸毁房屋剩下的砖块，因此，应承认原砖块是属于吴家的。
三、承认宅基地原属于吴家所有，但新宪法已宣布城镇所有土地属国家所有，因此，该宅基地产权已归国家。当前吴家已有房屋居住（即136号和138号两间房屋以及134号后座还有一片宅基地），饮食服务店无铺屋营业，该店又经正式手续买得天面，砖墙是由黄家请工砌成，不能承认吴家所说是其家房屋，只承认吴家是建筑材料（即砖块），所以房屋产权应属饮食服务店，由该店补给吴家的砖钱。
我院本着第一点意见精神于今年5月28日裁定中止原判决执行，并于6月到当地试行调解，饮食店可以接受房屋产权属于双方共同所有。各占一半的意见。并要求以1500元价格买下吴家产权部分。而且对原属吴家所有的砖块予以折价补偿。可是吴家仍然坚持房屋产权完全属其所有，店方可将其天面材料拆走，拒绝调解。
鉴于本案情况复杂，政策性强，特此请示。
1984年8月24日

附二：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吴天爵等与新宾集体饮食服务店房产纠纷案调查情况的补充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法院民庭（84）民他字第15号函收悉。关于要求补充吴天爵等与新宾集体饮食服务店房产纠纷案的有关情况，我们已到当地再次作了调查，现将情况补充报告如下：
一、关于1947年在搭盖简易房屋时，林世布、肖其祥与吴惠泰没有言明是租用、借用或投资，但当时是怎样说的，有否约定？
经反复向林世布、肖其祥调查，林、肖两人均说，在搭盖该房屋前和后，都未与吴惠泰协商过什么协议、合同、约定或立什么字据等之类的东西，不但他们两人没有提出条件，而且吴惠泰也始终没有提出过任何条件。据林、肖提供称，他们两人是在吴家邻居的一家皮鞋厂打工，与吴惠泰往来关系较好，当时社会有些动荡，皮鞋厂因生意冷淡而解雇了他们，为寻找生活，见吴家有两块空屋地长期不建筑，而吴惠泰又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两人交谈决定一起去问吴惠泰，说：“五叔（吴惠泰）我们想在你的这块空屋地上搭一间小屋作修补皮鞋用，找两餐饭食，得不得？”吴惠泰即满口答应：“得呀！得呀！搭就搭啦！”就这样，他们立即在两三天内买完材料，五、六天时间就把房屋搭盖起来了。
二、关于1952年黄玉全经吴惠泰同意对该屋进行修建，当时有否约定，是怎么具体商量的问题。
经查，黄玉全对该屋进行修建系经征求吴惠泰同意的，但是双方并没有约定；只是黄玉全讲明把屋扩建之后每年增加一担谷的租。黄玉全具体是这样讲的：“我对吴惠泰说，我嫌此屋太小太矮，杉木皮做天顶，经不起大雨和暴日晒，居住很热很难受的，我想在有钱时买点瓦片，给我在此地再往内伸长些，以后每年增加一担谷租。吴惠泰说你修就修吧。我修建好以后，每年就交两担租谷给吴惠泰，他也不提出什么”。
三、1951年林世布将该房屋的上盖卖与黄玉全，并注明不含垒墙，这里的房盖指的是什么，包括哪些结构？
经再次查对林世布、肖其祥和黄玉全，林世布说：房屋是用杉树皮盖顶的，约用二十条桁条，椽子是用小杉木做的，全部是杉树皮盖顶，没有瓦盖，我所卖给黄玉全的上盖材料是指杉树皮、桁条、椽子和门板（约十块）。
肖其祥讲：“我们搭屋共用去十八条桁条，用杉木树皮盖屋顶（用竹片来夹），用小竹子做椽子，树皮当瓦顶，门是用几块板合做成拖龙门。砖墙砖柱全部用吴家的”。
黄玉全说：“林世布卖给我的房屋上盖是指桁条、椽子、门板、盖屋顶的杉树皮。不包括砖墙”。
四、黄玉全与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所立《卖屋说明书》讲明屋面材料是指屋瓦、桁条、仁皮、门口等，其中仁皮具体是指什么？
经查黄玉全说，他所写的仁皮就是指椽子。
五、按规定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买置房屋是否要经政府批准？该批准权由哪一级政府主管？
我们走访了自治区城建局房产管理处、宾阳县财政局、宾阳县税务局、宾阳县财政局新宾镇地财处等房地产管理部门和查找有关规定，国家没有专门关于集体单位不得购买城市、镇私有房屋的规定，也没有规定集体单位购买城市、镇私有房屋由哪一级政府批准。广西和宾阳县人民政府也没有类似规定。解放以来，广西和宾阳县对于集体单位购买城市、镇私有房屋须办理的手续，与人民群众间私有房屋买卖须办理之手续相同。即：第一、卖方须持房屋所有权证和身分证明，买方须持购买房屋证明信和身分证明；第二、私有房屋必须是无所有权纠纷；第三、买、卖房屋当事人自愿商定合理价格，订立买卖契约并经所在街道居民委员会或农村生产大队审查同意；第四、到房屋所在地房管机关办理房产转移手续。
按上述规定，查黄玉全出卖该房屋时，未持有该号房屋所有权证，据黄玉全说：“土改时，房屋换发新契时，我当时认为这间房屋不是我的，所以我不理睬，没有去办理房屋契证，因我考虑到自己每年还要交租给吴惠泰，所以我一贯都认为这房屋不是我自己的，房屋的砖是吴家的，我自己只有天面材料”。黄玉全卖该屋天面材料给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虽经所在街道居民委员会和店方之上一级主管部门审查同意，但黄玉全是背着吴家出卖的，吴家事前事后都对此提出异议。店方购买之后，至1980年因新宾镇房管部门停止办理私有房屋买卖产权转移手续，店方未能办理到房屋产权证，1980年房管部门恢复办理手续后，店方前往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时，由于吴家提出异议而不能办理，1983年11月2日店方持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83）南地法民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到宾阳县新宾地财处办理了该屋的所有权证。
以上仅就来函所提问题作补充调查报告。现随报告报上案卷三宗，请审查批示。
1985年1月4日


【案情回放】

被告人章建尧与被害人王某（女，殁年24岁）曾谈过恋爱，后二人因故分手。2011年1月至3月间，王某因其前男友涉嫌经济犯罪等原因陆续将139万余元钱存入以章建尧名字开户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账户内并委托章建尧保管。章建尧在王某不知情的情况下陆续从该卡中取出约50万元用于购买汽车、偿还个人债务、借与他人等。为非法占有王某委托保管的全部钱款，2011年4月21日15时30分许，章建尧向朋友借用一辆别克商务轿车，并准备了麻袋等作案工具，开车将王某带至浙江省绍兴市夏履镇吃饭，后于当日18时许将王某带至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华峰村上山岭水库堤坝处，在车内猛扼王某的颈部，致王某机械性窒息死亡。后章建尧劫取王某现金3000元左右、玉手镯一只及手机一部，并将王某的拎包、皮夹和会员卡等物丢入水库内。随后，章建尧将王某的尸体装入麻袋，在萧山区义桥镇将尸体抛入浦阳江内。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认为，被告人章建尧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手段劫取他人数额巨大的财物，并致被害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被告人章建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惩处。最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章建尧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审宣判后，章建尧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已于2012年6月28日核准被告人章建尧死刑。

【各方观点】

对于抢劫罪而言，抢劫数额是重要的量刑情节，抢劫数额巨大还是法定刑升格的法定情形之一。实践中，准确地认定抢劫数额，是对抢劫罪正确裁量刑罚的前提条件。对于一些并非当场取得财物的抢劫犯罪，如何认定抢劫数额，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争议，一些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也往往以财物并非当场取得为由进行辩护。为了准确地认定抢劫数额，不能仅仅将行为人当场劫得的财物计入犯罪数额，同时要认真分析行为人的暴力、胁迫行为与夺取财物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只要存在上述因果关系，就应当将相关的财物计入抢劫数额。本案就是基于因果关系的判断而认定抢劫数额的一个典型案例。

公诉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章建尧为非法占有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财物，采用暴力手段杀死被害人，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被告人章建尧抢劫前私自使用和抢劫后非法占有的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钱款均应计入抢劫数额。

被告方：被告人章建尧对其杀死被害人的犯罪事实无异议，但辩称其系当日与被害人言语不和而临时起意杀人，并非为了占有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财物而杀死被害人。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章建尧案发前使用的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50万元钱以及案发后取出的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40万元钱，不应计入抢劫数额。

一、二审法院：被告人章建尧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劫取被害人数额巨大的财物，并致被害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被告人章建尧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使用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50万元钱用于购买汽车、归还个人债务等，根据其家人证明的家庭收入情况，章建尧根本无力偿还上述钱款；章建尧杀死被害人后又将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40万元钱款转入自己的其他银行卡中，其行为明显具有占有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所有钱款的主观故意，因此，应当将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所有钱款计入抢劫数额。

【法官点评】

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相分离时应基于因果关系来认定抢劫数额

1．抢劫数额的认定应当基于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我国刑法理论常常强调抢劫罪具备两个“当场”的条件，即当场实施暴力、胁迫和当场取得财物，因此一般认为抢劫罪的犯罪数额是指行为人当场从被害人处劫取的财物。对于典型的当场劫财型犯罪，上述观点并无不当。但是实践中经常出现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相分离的情形，例如行为人基于概括的抢劫犯意采用暴力手段杀死被害人后，发现被害人的钱包中有500元钱，同时还发现一张银行卡，该银行卡背面写有取款的密码，行为人随后从该银行卡中取出1万元现金，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的规定，行为人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在上述情形下，显然不能仅将行为人现场劫取的500元现金计入抢劫数额，而是应当一并将行为人从被害人银行卡中取出的现金计入抢劫数额。

抢劫罪中的劫取财物行为，意味着行为人采用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压制被害人的反抗，进而从被害人处非法获取财物，因此，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行为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只要能够肯定上述因果关系，就应当将行为人从被害人处非法获取的财物认定为抢劫数额，因此抢劫罪的犯罪数额并不限于“当场”取得的财物。有观点指出，对于抢劫罪的认定，取得财物不必具有当场性。退一步讲，即使将“当场”作为强取财物的要件，对于“当场”的理解也不能过于狭窄。如果对抢劫罪中的“当场”作广义的解释，那么最终的立足点仍然是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对于以杀人为手段夺取被害人财物的抢劫杀人情形，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行为之间不要求具有时间、场所上的连接性。当然，如果行为人获取的财物和抢劫行为无关，对于该部分财物的获取不应当构成抢劫罪。此外，抢劫罪是状态犯，行为人抢劫既遂之后的处分赃物行为，只要没有侵害其他法益，就应当被视为不可罚的事后行为。

实践中，对于抢劫杀人情形，由于抢劫财物的时候被害人已经死亡，因此如何看待对财物的占有仍然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在被害人死亡的情形下，行为人所劫取的财物是对继承人或者死者占有的侵害。不过一般认为，在上述情形下，由于杀害被害人本身就侵害了被害人的占有，且杀人行为是侵害死者生前占有的财产的实行行为，因此，即使行为人是在被害人死后才完全取得财产的占有，也应当视为对活着的被害人的占有的侵害。对财物的占有作此理解，实际上也是基于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认定抢劫数额的必然结论。

此外，实践中经常出现行为人劫取被害人车辆后使用或者毁弃的情形，上述情形下被害人车辆的价值是否应当计入抢劫数额，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一般认为，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抢劫被害人车辆的故意，例如行为人意图抢劫车辆后贩卖或者使用，即使行为人随后因无法销赃而丢弃或者销毁车辆，也应当将该车辆的价值计入抢劫数额。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并无抢劫被害人车辆的故意，例如只是驾驶被害人车辆逃离现场，随即丢弃该车辆，则不能将该车辆的价值计入抢劫数额。

2．应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犯意和客观行为来判断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实践中为了准确判断行为人的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而准确认定抢劫数额，应当认真审查行为人的抢劫犯意以及具体的实行行为，按照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来确定行为人是否在抢劫犯意的支配下实施了具体行为，并获取了相应的财物。

对于行为人主观犯意的认定，不仅要认真审查其认罪供述和辩解，而且要结合其具体的犯罪行为来加以分析。如果行为人以概括的抢劫犯意实施抢劫行为，那么其所劫取的所有财物都应当被计入抢劫数额，同时，对于以杀人为手段劫取被害人财物的抢劫杀人情形，行为人可能会对自己获取财物的行为作出辩解，仅承认杀人的故意而否认有抢劫的故意，此时就需要结合行为人在犯罪前后的具体行为来综合判断其是否具有抢劫的故意，进而对犯罪性质作出准确的认定。需要指出的是，行为人获取并处理被害人财物的情况既是判断犯罪性质的客观前提，也是在被告人构成抢劫罪时认定抢劫犯罪数额的重要依据。

本案中，被告人章建尧此前与被害人王某谈过恋爱，关系很好，王某将自己的139万余元钱存入以章建尧名字开户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账户内并委托章建尧保管。章建尧在王某不知情的情况下陆续从该卡中取出约50万元用于购买汽车、偿还个人债务、借与他人等，经查，章建尧并不具备归还该笔钱款的实际能力。随后，章建尧准备了作案工具麻袋，并在自己有车的情况下向他人借用车辆，约上王某外出吃饭，后将王某带至比较偏僻的一个水库堤坝处，在车内采用扼颈手段杀死王某，并用事先准备的麻袋装上王某的尸体抛入江中。章建尧杀死王某后，又分别从王某委托其保管的银行卡中取出40万元钱。

从被告人章建尧实施的整个犯罪行为来看，章建尧的行为并非单纯的故意杀人，而显然是有预谋的杀人劫财行为。虽然章建尧所非法占有的财产是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财产，案发前一直处于其实际保管之下，但这并不影响抢劫罪的认定。实际上，章建尧正是通过杀死被害人的手段取得对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财产的非法占有。章建尧归案后亦供认其为了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产而杀死被害人，尽管其此后又辩解自己是临时起意杀人，并非预谋劫财杀人，但其客观的犯罪行为包括预谋犯罪、准备犯罪工具、逃避侦查及事后从银行卡中取款等，能够表明其具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故意，其认罪供述所反映的主观犯意是真实的，因此应对章建尧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就抢劫数额而言，被告人章建尧在被害人王某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使用被害人委托保管的大笔钱款，为了非法占有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全部钱款而经预谋杀死被害人，后又从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银行卡中取出40万元钱，这些行为都足以表明章建尧的主观目的就是为了非法占有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全部钱款。因此，应当将被害人委托章建尧保管的全部钱款计入抢劫数额，章建尧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理由不能成立。一、二审法院基于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抢劫数额是正确的。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