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余金龙


【内容摘要】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于1997年10月1日正式实施。这一部新刑法与《79刑法》最大的不同就是引入了罪刑法定原则，而修改删除了《79刑法》中具有中国特色的类推原则。从而改变了我国以往以党的政策代替法律，以行政决定司法的现象。这一改变，使人们看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向民主法制迈出了具有重大实质意义的一大步。

【关键词】 罪刑法定 渊源 机能 现状


1、引言
　　
　　自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改颁布到现在，整整走过了十余年历程。罪刑法定原则被正式明文确定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并应用于实践也已有十余年。罪刑法定原则正在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犯罪与刑罚的观念，罪刑擅断、类推适用等司法官之自由裁量权受到有效控制，犯罪追究行政化现象也有所遏制，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观念在司法实践阶层开始萌芽与发展。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适用有成就也有流弊，本文将阐述如何认清罪刑法定的应有之义，以及如何推进罪刑法定在我国的深入。
2、罪行法定原则的概念及内容

2.1罪刑法定原则的概念
　　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句法律格言，是对罪刑法定含义的高度概括。学者们也各自给出了罪刑法定的概念。日本著名的刑法学教授中山研一先生认为“所谓罪刑法定原则是为了处罚某种行为，在该行为实行以前，用法律将它规定为犯罪并且应当科处的刑罚的种类与程度也必须用法律加以规定的原则。”[1]此外张明楷教授也认为：“根据保障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与国民主权的原理要求行为构成犯罪以及受到刑罚处罚必须以法律的存在为前提，这便是罪刑法定原则或罪刑法定主义。”[2] 被誉为“近代刑法学之父”的费尔巴哈用拉丁文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为:“ Nullum crimen sine lege，nullum poena sine lege”(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没有法律就没有刑罚)。[3] 我国刑法第三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从而确定了不同于79年刑法的类推制度，从而改变了我国以往以党的政策代替法律，以行政决定司法的现象。这一改变，使人们看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向民主法制迈出了具有重大实质意义的一大步。

2.2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
　　罪刑法定主义的内容是什么？学者之间意见有所不同。德国学者贝林格认为，罪刑法定主义的内容包括如下四点：1.排除习惯法于刑法规范之外；2.刑法不承认溯及效力；3.刑法上不许不定期刑；4.不许类推。日本的内藤谦教授主张，罪刑法定主义的内容分为形式方面和实质方面。前者包括：1.法律主义；2.事后法的禁止；3.类推解释的禁止；4.绝对的不定刑的禁止。后者包括：1.明确性原则；2.刑罚法规正当的原则。我国刑法教授张明楷先生一直致力于日德刑法的研究，他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和内藤谦教授主张相似。所以笔者根据张明楷教授07版刑法关于罪刑法定内容的论述加以整理如下：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形式的侧面与实质的侧面。形式的侧面包括法律主义、禁止溯及既往、禁止类推解释、禁止绝对不定期刑。1、法律主义。规定犯罪及其后果的法律只能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故行政规章不能制定法律；规定犯罪及其后果的法律必须由本国通用的文字表述；习惯法和判例不得作为刑法的渊源；2、禁止溯及既往。规定对行为时并未禁止的行为科处刑罚；对行为时虽有法律禁止但并未以刑罚禁止；事后减少犯罪构成要件而增加犯罪可能性；事后提高法定刑；改变刑事证据规则。3、禁止类推。需要判断的具体法律事实与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基本相似时，将后者的法律效果适用于前者。4、禁止绝对不定期刑。法律事先规定了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没有留给法官裁量的余地，阻却了不同犯罪、不同犯罪情节、不同罪行程度适用不同刑罚档的可能性。实质的侧面包括明确性、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禁止不均衡的、残虐的刑罚。1、明确性。规定犯罪的法律条文必须清楚明确，使人能确切了解违法行为的内容、准确确定犯罪行为与非犯罪行为的范围以保障该规范没有明文规定行为不会成为该规范适用对象。就如法律巨匠孟德斯鸠所言：法律的用语对每一个都能唤起同样的观念[4]2、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指刑罚法规只能将具有处罚根据或者说值得科处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从而限制立法权。3、禁止不均衡的、残虐的刑罚。虽然我国现行刑法将罪行相适应原则独立于罪刑法定原则之外，但后者事实上可以包含前者。刑罚处罚程度由重到轻，是历史发展的进步与必然结果，轻刑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笔者认为各位刑法学者研究罪刑法定原则时都是以保护人权，限制刑罚的理念深入研究的，因此罪刑法定原则的主要内容是限制刑罚权的肆意启动，保护人权。尽管各种学说不尽相同，但都是大同小异，相互涵摄，没有必要以哪家为一，综上所述罪刑法定原则包括：1、成文法主义　2、禁止事后法　3、禁止类推解释4、禁止绝对不定期刑5、实体的适当原则

2、罪刑法定原则的渊源

　　从法律渊源上来说，罪刑法定原则最先来源于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第39条规定：“对于任何自由人，不依同一身份的适当的裁判或国家的法律，不得巡捕、监禁、剥夺领地，剥夺领地，剥态法的保护或放逐出境，不得采取任何方法使之破产不得施加暴力，不得使其入狱。”这一规定是当时的贵族，僧侣及市民为了抑制国王的专制，保护既得利益迫使英王制定的，它使英国人的人权在法律形式上得到了保护，奠定了罪刑法定主义的思想。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确立有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举例说，早在春秋战国之交的宋国，政治家、思想家墨翟就明确在其名著《墨子经上》一书中指出：“赏（同尚）罪不在禁，为害无罪。”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倘若罪刑不在刑法禁止之列，虽然对社会有危害性，也不构成犯罪。这与当代刑法中关于罪刑法定的表述，几乎是一致的。之后，集我国封建法律之大成的《唐律》第484条更明确地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或正文，违者笞三十。”

　　1910年由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主持修订的《大清新刑律》实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该刑律第10条规定：“法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此后，1911年民国时期的《暂行新刑律》和1928年、1935年由国民党制订并颁布的《刑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尽管旧中国各部刑法均有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但是由于这些刑法中都一直存在法外制裁并容忍类推制度的实施，罪刑法定原则不能真正得到贯彻执行。

　　1979年《刑法》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部刑法典，由于遵循“宜粗不宜细”原则，《刑法》分则条文只有103条，又可能有些必须追究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而法律又没有明文规定，不得不又规定了有条件的类推制度。随着改革开放日趋稳定发展，我国刑事立法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司法实践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大量出台进一步充实了刑法的内容，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1997年《刑法》取消了类推制度，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其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是共和国刑法立法史上第一次以条文化的形式，将罪刑法定原则规定下来，其意义自是极其深远。

4、罪刑法定的刑法机能

1、限制国家立法权。
　　首先, 罪刑法定主义首要功能是对立法权的限制。在罪刑法定的构造中，刑事立法者绝不是一个任意恣行的人，而是处于限制与被限制的复杂关系之中。立法者规定对某一行为以犯.罪论处.这当然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限制，但它并不能无限制的扩张这种权利。换言之，这种权力本身同时又受到个人自由的限制。自由本身即意味着限制，没有限制就没有自由。因为社会自由的存在前提是，一切人们都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形式而同其他人发生联系，而联系本身就意味着相互制约。而且，社会自由既然是一种自主活动状态，那么人们在行使自由权利进行社会活动时，必须考虑他的活动对其他人的存在和他们各方面利益的影响。否则，就会由于妨害他人应该享有的利益而遭到抵制。由此，刑罚权本身又应该受到限制。罪刑法定主义最大的功能就体现于此，这也是单纯地从罪刑法定的字面上无从寻得而是隐含在这一原则背后的深层价值意蕴。
2、限制国家司法权。
　　罪刑法定原则的另一个功能就是以立法权限制司法权。司法如果没有立法的限制，擅断就不可避免,专横也在情理之中。对司法权的限制，始终是刑事古典学派考虑的一个根本问题，其目的就在于保障公民的个人自由不受司法侵犯。因此，只有确定性的刑事规范，才能为公民提供安全的保障。在法律已经把各种现念很明确地加以规定之后，就不应再回头使用含糊笼统的措辞。这也就是说，在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的的情况下，我们的刑事司法的首要标准，就必须是依照现有的刑事法律来进行了。按照这一原则的根本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样，司法权就有了一个根本的范围边际了，而不能随意擅断，从而达到对司法权的限制。
3、保障公民权益。
　　罪刑法定原则的第三个功能就是保障公民权益。罪刑法定主义作为近代刑法基本原则的诞生，完全体现了古典自然法所确立的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念，以人权保障为己任。贝卡利亚指出:正是这种需要迫使人们割让自己的一部分自由，而且，无疑每个人都希望交给公共保存的那份自由尽量少些，只要足以让别人保护自己就行了。这一份份最少量自由的结晶形成惩罚权。一切额外的东西都是擅权，而不是公正的，是杜撰而不是权利[5]。如果刑罚超过了保护集存的公共利益这一需要，它本质上就是不公正的。为此，必须在政府的权力与公民的自由之间划分出一条界限，而罪刑法定就是这条界线的一个明确的界标。
4、有利于类推的正确应用。
　　类推伴随成文法出现，是成文法出现后的司法实践中的客观存在。 从某种意义上类推适用法律不是人所能废止的，只能予以限制，即使在新刑法体系中，类推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例如：法释[1998]4号文件，[6]第12条所列第四项，“为练习开车、游乐等目的，多次偷开机动车辆，并将机动车辆丢失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偷开机动车辆，并将机动车辆造成车辆损坏的，按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之一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练习开车、游乐为目的行为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行为有质的不同；将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偷开机动车造成车辆丢失的行为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只能被认为是法学理论上的司法类推。所以可以认为在1997年刑法颁布后的司法实践中，所谓类推问题还是普遍存在的。既然在罪刑法定的今天，类推的问题依然存在，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地使类推的应用为实现罪刑法定原则服务。

5、罪刑法定在我国立法司法领域的现状

5.1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立法中体现及缺陷
　　1刑法总则中的体现
　　我国刑法实现了犯罪的法定化和刑罚的法定化。犯罪的法定化具体表现是：（1）刑法明确规定了犯罪的概念，认为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触犯刑法的、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2）刑法明确规定了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例如犯罪故意、犯罪过失、刑事责任能力等。。（3）刑法明确规定了各种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为司法机关正确定罪提供了法律依据。刑罚的法定化具体表现在：（1）刑法明确规定了刑罚的种类，即把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两大类，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2）刑法明确规定了量刑的原则，即对犯罪人裁量决定刑罚，必须以犯罪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3）刑法明确规定了各种具体犯罪的法定刑，为司法机关正确量刑提供了法定标准。
2刑法分则中的体现
　　在分则罪名方面，我国刑法作了相当详备的规定。在1997年刑法修订过程中，将1979年刑法及其后由立法机关制定的单行刑法、附属刑法所涉及的犯罪，经过必要的整理和编纂纳入其中。同时，还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增设了大量罪名。分解了79年刑法的几个口袋罪，如流氓罪、投机倒把罪等。在经济犯罪方面，1997年刑法规定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洗钱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等。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方面，1997年刑法增设了强制猥亵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等。刑法分则第七章还专章规定了危害国防利益罪，增设了20多个罪名；在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贪污贿赂罪和渎职罪等各章中，刑法也增设了若干罪名。这些新增罪名，反映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此外，在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各种犯罪的法定刑设置方面，刑法亦增强了法条的可操作性。1979年刑法在罪状的表述上过于笼统，在法定刑的规定上过于宽简，缺乏立法的明确性和具体性。1997年刑法在罪状的表述以及法定刑的设置方面，吸收了以往的有益经验，立法在细密化、明确化程度上有所进步。
3刑事立法中关于法律明确性、违法的刑法解释的思考
　　（一） 法律明确性规定犯罪的法律条文必须清楚明确，使人能确切了解违法行为的内容、准确确定犯罪行为与非犯罪行为的范围以保障该规范没有明文规定行为不会成为该规范适用对象。然而在我国刑法条文中，虽然经过97年的修订，分解了几个“口袋罪”，如投机倒把罪、反革命罪、流氓罪，将犯罪构成要件规范的更具体，但是仔细找寻，也发现了不少没有规定具体罪状的“小口袋罪”如我国刑法除了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有条罪名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刑罚条文没有规定本罪的具体行为结构与方式，导致“以其他危险方法”没有限定。在这里需要着重指出我国的弹性刑法。它包括两类：一类是纯正情节犯，即刑法规定以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形，如《刑法》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构成侮辱罪、诽谤罪。另一类暂且称其为纯正兜底犯，即刑法规定以刑法列举的犯罪行为以外的“其他行为、方式、方法、手段”构成犯罪的情形，比如非法经营罪。非法经营罪是从原《刑法》所规定的投机倒把罪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独立的新罪名。是指违反国家规定，故意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根据刑法第225条它包括4种行为方式。其中第4种行为规定：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管理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这是泛指前三种以外的其他破坏市场管理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由于我国市场准入门槛较高，一些不符合经营资格的行为主体往往就落入了非法经营罪的第四个行为中。纯正情节犯意味着犯罪实行行为在定量或程度上的不明确，而纯正兜底犯则意味着犯罪实行行为在定性或范围上的不明确。[7]根据相关数据显示：现行刑法中的弹性规定有68个，占罪名总数的15.6％。其中，纯正情节犯27个，占罪名总数的6.2％，约占弹性刑法总数的40％；纯正兜底犯44个， 占罪名总数的10.1％，约占弹性刑法总数的65％[8]由于大量弹性刑法缺乏明确性、预测性可导致了入罪的随意性。 （二）空白刑法是指刑法只规定罪名或部分构成要件及法定刑，而将构成要件的一部或全部委诸其他法律或行政法规或命令。在我国刑法中，空白罪状有两种表现形式，即完全空白罪状和不完全空白罪状。前者是指刑法分则条文对具体的犯罪构成行为要件本身末作任何表述，而仅指出参照的法律、法规或制度。如刑法第132条之规定，“铁路职工违反规章制度，致使发生铁路运营安全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后者是指刑法分则条文对具体的犯罪构成行为要件作出类型化表述，但仍需参照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或制度才能予以确定。如刑法第340条之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9] 空白罪状对其所要参照的依据指示不明确。对于空白罪状的参照依据，我国刑法规定不一，表述非常混乱，有“违反......管理规定”、“违反国家规定”、“违反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违反法律规定”、“违反规章制度”等十几种之多，这些表述都过于概括、笼统，且大部分尚无明确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这种不统一协调的表述，不符合法律条文严谨统一的原则，而且使得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无所适从，从而导致对法律在理解和适用上的不一致使罪刑法定原则要求下的法律明确性大大折扣。
文化部、国家民委


文化部、国家民委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文社图发[2000]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民（宗）委（厅、局）：

为贯彻落实1999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发展，现将《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文化部 国家民委 二OOO年二月十三日



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发展，不仅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需要，而且对于提高全民族素质，促进民族团吉和社会稳定，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维护祖国统一，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特殊的作用和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重视少数民族文化工作，采取特殊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民族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但是，从整体来看，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仍然落后于内地，特别是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比较大，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比如，国家“六五”计划提出的“县县有文化馆、图书馆，乡乡有文化站”的目标，迄今尚未实现的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有一部分文化设施极其简陋，文化艺术人才缺乏，边远地区各族人民群众看戏难、看书难、看电影难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有的地区由于文化生活贫乏，封建迷信、赌博等沉渣泛起，影响了社会安定。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文化加紧对我国民族地区进行渗透，妄图“西化”、“分化”我国，其不良影响不可忽视。为此，各地和有关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整体部署，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工作，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建设。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抓住机遇，加快中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建设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分布在中西部。1999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部署。在国家的未来发展战略中，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将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中西部各地要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采取措施，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建设，促进文化与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加强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发展战略研究。西部大开发是我国的一项重大发展战略，是一个全面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如何将西部大开发与本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科学地制定本地区文化事业发展战略，制定有利于文化与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是摆在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各地文化、民族部门要抓紧研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发展战略，进一步明确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思路和发展的主要目标、基本任务以及有关政策和措施。

（二）制定中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发展规划。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建设，必须统筹规划，有重点、有步骤、分阶段扎扎实实地推进。目前中央和地方正在研究制定“十五”规划，中西部地区的文化、民族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本地区的文化事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把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发展列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五”计划和2015年长期发展规划。

（三）做好对中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对口援助工作。近几年来，各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国支援西藏和内地发达地区对口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要求，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发展。但是，在开展对口支援工作中，落实的项目多为经济项目，文化援助项目很少。有的地区甚至没有文化援助项目。加快中西部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发展，要加强发达地区的对口文化支援。有关省（市）要把文化援助纳入本省（市）总的对口援助工作中，根据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发展需要，安排对口支援的文化项目。对口援助要本着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合作开发、利益共享的原则，在文化设施建设、文艺人才培养、文化产业开发、文化艺术活动等方面，采取多种形式，促进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发展。

二、采取措施，加强民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文化设施是开展文化活动的载体，是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县级图书馆、文化馆，乡镇文化站是少数民族地区重要的文化活动阵地，也是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中的重点和难点，必须采取措施，加大建设力度。

（一）重点解决县（市、旗）无文化馆、图书馆和乡镇无文化站的建设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设施建设中，要把无图书馆、文化馆和文化站的建设作为重点，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解决这些文化设施的建设问题。这些地区的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切实安排好文化设施建设经费。文化部将以国家计委、财政部拨给的专项资金重点补助这些文化设施的建设。在文化设施建设中，要坚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人口较少的县可根据实际需要建设包括图书馆、文化馆在内的综合性文化设施。乡镇文化设施要避免重复建设，尽可能建成包含文化、宣传、广播、电视、体育等多种功能的文化站（中心）。各地要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设施的基本情况进行检查，制定具体的建设计划，并于2000年6月前上报文化部。各地要认真落实文化设施建设计划，努力在“十五”期间实现县县有文化馆、图书馆或综合性文化设施，乡乡有文化站的目标。

（二）充分发挥文化设施的功能作用。要加强文化设施的管理和使用，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和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提高文化活动的水平和效益，使文化设施真正成为群众的文体活动中心和开展文化体育活动的重要阵地。要发挥基层文化设施所具有的开展文体活动、宣传时政、普及科技、传播知识等多种功能和作用，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群众素质。对文化设施管理和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要认真研究解决，做到建好一个巩固一个。

（三）发展流动文化车。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多是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因此，在加强民族地区文化设施建设的同时，要发展流动文化车，把艺术表演团体和文化馆、图书馆开展阵地文化活动与流动文化服务结合起来，以满足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文化部、国家民委将组织科技力量，加强流动文化车的研制，提供适合各地区特点和开展文化服务需要的多种类型流动文化车。有关地方要把流动文化车列入文化事业发展计划，落实资金，逐步配备。

三、搞好重点文化工程建设，促进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全面发展

（一）搞好全国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根据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的进展，下一阶段建设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到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沿边、沿海地区的有边境线和海岸线（含岛屿）的94个地（市、州、盟）的737个县（市、区、旗）、9895个乡（镇）、171111个村（寨），393个开放口岸。目前，由中央20个部委、人民团体组成的共建领导小组正在研究制定《全国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2001至2010年的建设规划》，将于今年下发各地。边疆各地要结合自己实际，制定本地区文化长廊建设2001至2010年的建设规划，明确建设目标和任务，提出具体建设措施和实施办法。要根据规划的建设需要，采取多渠道筹集和落实资金。中央财政和边疆各级财政都要增加对边疆文化长廊建设的投入。争取国家计委、财政部在补助边疆文化长廊重点文化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的基础上，适当予以增加。边疆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也要安排好文化长廊建设经费。

（二）民族地区要搞好本地区的重点文化工程建设。民族地区在实施全国重点文化工程建设中，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地组织实施了地方性的重点文化工程建设，如内蒙古自治区的“彩虹计划”，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千里文化长廊”和“知识工程”，贵州省的文化带建设，甘肃省的“丝绸之路文化长廊建设”，延边的“金达莱计划”等，不仅落实了全国重点文化工程建设的任务，而且扩大了建设范围，促进了本地区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今后各地要进一步把本地重点文化工程建设与全国重点文化工程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搞好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与推动“兴边富民行动”有机地结合起来，统筹安排，突出重点，以点带面，推动本地区文化事业建设。

四、繁荣少数民族文艺创作，丰富各族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一）抓好少数民族文艺创作。各级文化、民族部门要重视少数民族文艺创作，认真制定新世纪中长期的创作规划，鼓励创作人员深入民族地区，反映少数民族的新生活、新风貌，发扬各民族文化传统，创作出更多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和地区特点的优秀作品，特别是要多创作面向基层和群众的中小型剧节目，以适应少数民族群众的审美需求。对一些重点剧节目要重点支持。创作出的剧节目要多为群众演出，并在演出中反复修改、提高，推出一批常演不衰的剧节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精选一批适合基层艺术团体演出的优秀剧节目，采取多种形式和办法解决版权问题，无偿提供给少数民族地区县级专业艺术团体和业余文艺演出团（队）移植和改编演出。要重视少数民族业余文艺创作队伍建设，加强对业余文艺创作人才的辅导、培养、提高工作，对他们的创作给予必要的扶持。文化部、国家民委、广电总局等有关部门在适当时将举办第二次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今后要进一步办好少数民族音乐、舞蹈、戏剧“孔雀奖”和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电视、文学“骏马奖”的评奖活动，以推出优秀作品和优秀人才，促进全国少数民族艺术创作的繁荣。

（二）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各地有关部门要根据新形势下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利用农闲、民族节日和集市，积极组织和引导群众开展健康、文明的文化活动。组织文化馆、图书馆、艺术表演团体开展文化下乡活动，逐步形成制度，坚持经常地为广大群众提供文化服务。民族地区的城镇，要加强老年文化、少儿文化和社区文化服务。民族地区的城镇，要加强老年文化、少儿文化和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建设。

（三）解决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看电影难的问题。各地有关部门要重视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看不到电影和看不懂电影的问题，加强对边远地区乡村的影片发行工作，采取财政补贴和群众筹资等办法解决放映经费，鼓励集体和个人组织电影放映，或包场放映，探索边远地区电影放映的新途径，建立有利于边远地区群众看电影的发行放映机制。目前我国55个少数民族使用着80多种语言、20多种文字。解决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看不懂汉语影视片的问题，就要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语影视译制工作。各地有关部门要认真总结多年来少数民族语影视译制的经验，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增加少数民族语影视片译制的投入，加强译制队伍的建设，为少数民族群众译制出更多高质量的影视故事片和科教片，满足边远地区广大群众看电影和学习科技的迫切要求。

五、大力培养人才，加强民族地区文化队伍建设

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发展，人才是关键。目前，少数民族地区文艺人才缺乏，不适应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各地有关部门要加强少数民族文艺人才的培养工作。

（一）继续开办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班。实践证明，文化艺术院校开办少数民族班，是培养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人才的有效办法。今后，中央和地方文化艺术院校要根据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需要，继续开办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班，定向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所需经费采取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给予补助，单位出一点，个人出一点的办法解决。各级文化艺术院校平时招生时，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录取少数民族考生。对经济困难的少数民族学生要通过助学金、奖学金的方式给予资助。民族地区要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对在职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人员的岗位培训。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设立少数民族文艺人才教育基金，用于资助少数民族文艺人才的学习，探索新形势下少数民族文艺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

（二）建立有利于吸引人才的良好机制。少数民族地区要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优化文化艺术人才结构，鼓励和支持人才的艺术创新，充分发挥各类文艺人才在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事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各地要根据本地实际和发展需要，研究制定高层次文化艺术人才引进政策，在工资、住房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对作出突出贡献的给予奖励，以吸引和鼓励高水平的内地文化艺术人才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支援边疆建设。

（三）实行少数民族文艺人才有偿流动。要建立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人才合理流动机制。各地可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少数民族文艺人才管理办法，实行少数民族文艺人才有偿流动。内地各部门、各单位从少数民族地区招聘人才，应得得当地文化主管部门同意，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六、加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持和利用，扶持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

各少数民族都有独特的传统文化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这是我国的重要文化资源，要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利用。

（一）建立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严峻的形势，民族文化生态的保护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各地文化、民族部门要对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情况进行普查，对传统文化生态保存比较完整的地区，要建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各个方面。各地有关部门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做好论证，统一规划，共同做好保护工作。特别是保护区新建设施和民居，文化、民族部门要会同建设部门共同把握建筑风格和民族特色，使之与保护区统一与协调。发展自然和文化生态旅游，要做到保持、维护自然和文化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防止文化生态的破坏。要研究制定相应的保护法规。

（二）合理利用文化资源，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民族地区要利用独特的自然和人文优势，发展文化旅游以及艺术演出、美术品交易、民间工艺品生产、反映民族地区的影视制作等文化产业，建立一批有一定规模的文化产业集团，把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变为发展文化和经济的优势。各地要加强对民族民间艺术资源分布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建立和完善民族民间艺人的档案资源，开展民族民间艺术大师和民间艺术之乡的命名工作，鼓励民间艺人将精湛技艺传授给年轻一代。对一些濒于灭绝的民族民间绝技、绝活等文化遗产要抓紧抢救和保护。研究制定有利于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本民族地区文化资源的政策和措施。

七、落实和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增加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投入

（一）进一步落实文化经济政策。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的一系列文化经济政策，是加快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各地要认真落实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中的“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增加投入”的政策；国务院1996年37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关于“在边境建设费和民族地区发展经费中应有一定比例用于文化事业建设”的政策；增加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补助经费的政策等。各地文化 、民族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对这些政策的落实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并采取措施，认真落实，增加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投入。要拓宽投资渠道，在国家增加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投入的同时，鼓励集体、企业、个人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资助文化建设，或兴办文化项目。要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新形势下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需要，研究、制定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发展的新的特殊政策。

（二）继续落实对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四优先”的政策。近几年来，文化部实行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设施建设、文艺人才培养、对外文化交流、文物保护优先安排的特殊优惠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发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部门要树立民族地区文化事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观众，对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也要认真落实优先的政策，加大对民族地区文化建设扶持的力度。

八、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领导

少数民族文化工作，是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发展，关系到民族地区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协调发展，增强民族团结，保证社会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大局。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从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在新形势下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工作，推进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和1999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领导，把少数民族文化工作摆到重要位置，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及时研究、解决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各级文化、民族工作部门要积极做好协调工作，争取各方面对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支持，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努力开创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新局面。